2005年10月，我去辽宁锦州采访了抗战老兵王世江。九十一岁的王世江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是我迄今采访的唯一的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士兵，又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任职到军分区司令员一级的军人。

　　王世江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我和老人一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那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给他的纪念章。能够领到抗战胜利六十年纪念章是一种光荣。我采访过亲历“卢沟桥事变”的大部分幸存者，王世江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状况应该是最好的。他住在辽宁省军区第二干休所，房子是二层的小楼，阳光明媚，有一百多平方米。王世江的儿子也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因此，连王世江的儿子都光荣“离休”了。王世江单独居住，有个下岗工人帮助他料理家务。听说下岗工人的儿子上了大学，王世江就自觉负担了那个非亲非故孩子的全部学费、生活费。王世江对我说：“我留着钱没有用。帮助了别人，我最愉快。”

　　王世江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由于疾病，数年前被截去一条腿。他只能坐在床上接受采访。王世江的思维很有条理性，他不紧不慢地从1936年他参加二十九军讲起。重点的地方他讲得很细致，我提问的时候他还把问题区分开慢慢回答。快到吃饭时间了，他早安排在他家服务的女工包好了饺子。连着几天采访，我们之间混熟了，他一会儿操纵录像机，给我们看中央电视台对他的采访录像；一会儿，又坐的床上给我们大家拉一段二胡。这位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军人始终热情洋溢、精神矍铄地和我们谈话。

　　王世江的床头码放整齐的全部是京剧的录音磁带，如果我们没去造访的话，他除去看电视新闻就是听京戏的录音了。

　　我是一直在做着对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采访记录工作，残酷的现实常常这样摆在我的面前：“往往是我前脚采访，后脚，被采访者就离去了。”毕竟，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距离今天七十五年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距离今天六十九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距离今天也已经六十一年了。

　　我们都想活埋了这个嚣张的鬼子兵

　　1933年，西北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战，用大刀片杀敌的消息，威震全国。也点燃了我们青年人心中的抗日火焰，都想参加这样的队伍，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1936年春天，西北军冯玉祥旧部宋哲元回老家山东乐陵招考学兵。我就是乐陵人，喜欢听宋哲元将军的讲话。我在家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我听了宋哲元的话后，就同本县一百多名青年报名应招了。从此，就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当了兵，实现了我参军的夙愿。

　　那时，我二十一岁，家里人还都劝阻我哩！当时，新兵胸前佩带着白布条，写着新兵二字，还盖着红色的章，看起来特别显眼。那时，司务长领着我们新兵一百二十人从山东到天津，准备再转乘火车到北平。一路上风风光光，谁知在天津火车站的站台上，突然游荡过来一个日本鬼子，大概是警察。他一看中国人又招兵买马了，就过来阻拦，不让大家上车。

　　“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征我们自己的兵你们都管？！太横行霸道了！”

　　我当时血气方刚，跑过去和鬼子理论。日本鬼子说：“八嘎呀路！”抬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我也不含糊，一个扫膛腿把日本鬼子撂倒在站台上。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随手就掏枪，正巧，跑来两名中国铁路警察，一个警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日本人的手枪，另一个人把我拉开了。一百多兄弟们都义愤填膺，捋胳膊、挽袖子，非要把这个鬼子就地给埋了，可是，司务长说，咱们先赶路，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咱以后再说。

　　参加了抗日的二十九军，我感到有了用武之地，练好武艺打日本的劲头更足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西北军的“三大套”（劈刀、打拳、上单杠）学会了，考核成绩优秀，不久被提升为班长。

　　中国旧军队的愚兵政策

　　西北军虽然抗战闻名全国，但是毕竟是旧军队，愚兵政策和打骂制度相当严重。新兵入伍第一堂课，讲的是纪律。连长就这样讲：“军队嘛，要绝对服从，比如，我手里拿一个鸡蛋，它本来是白色椭圆形的，官长偏说它是黑色方形的，你们也要随着说它是黑色方形的。这就叫做绝对服从。”当时听他这样讲，心里很不服气。但没人敢争辩，怕的是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回答，反而招来皮肉之苦。长官随便打骂士兵，就连班长也随便打骂士兵。在新兵训练时，没有一个士兵幸免于打骂圈子以外，轻的“照半身相”（跪在地上），重的“吃锅贴”（用手打脖梗子）和“按两头打中间”（四个人按着四肢，用扁担或竹片打屁股），官兵关系比较紧张。

　　1937年6月底，二十九军为了宣传抗战，举办大中院校夏令营，高中二年以上的学生参加集训，由一一○旅长何基沣负责，抽调一批干部和班长去任教，我被调去当班长。

　　西北军是一支抗日爱国的军队，但却因不属中央嫡系而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二十九军的军饷时常被无端克扣，逼得宋哲元自己印发钞票，维持所属部队的生存。

　　你们怎么不提日本鬼子的人头来见我！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北平西南郊卢沟桥中国驻军蓄意挑衅，制造事端。当时华北军民立即奋起抗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当时，守卫卢沟桥的驻军是我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日军包围了宛平城，次日凌晨，何基沣怒不可遏，亲临前线指挥所属二一九团第三营奋起还击，英勇杀敌，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

　　事变第二天早上，何基沣旅长派我和手枪连一名班长刘树森到二一九团三营督战，侦探日寇的情况。当时我们二人手持德国“自来得”手枪，身着便衣。我们二人原来只使用过中国生产的“汉阳造”大枪，没有使用过外国生产的手枪，于是，我们悄悄找了一口井，一人照井里开了两枪。德国枪就是好使！我们两个人顺着高粱地摸索着来到卢沟桥附近，远远就听见有车辆行驶的动静，“呜呜、呜呜”响，只见四辆日本军车开过来。

　　“咱们在高粱地边上，等过来，咱打司机。”我建议战友。

　　等车到了离自己二三十米的时候，我们两人钻出高粱地飞跑到汽车跟前，向最前面开车的鬼子连开两枪，击毙了头车司机，然后转身就跑。日军遭袭，忙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子弹打得庄稼地里的庄稼秆子唰唰唰唰地响！可哪里还有我们两人的踪影。第一天，跑回去见旅长何基沣汇报，没有想到旅长何基沣对我们大怒道：“你们两个开几枪就跑？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提着日本鬼子的人头回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