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以来，国民党加强了对西北边区的新闻封锁，在其对外的官方舆论里，类似“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言论却比比皆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记者福尔曼想知道封锁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共产党究竟在做什么？那里的人民生活的怎么样？这些问题驱使着福尔曼准备去延安采访。

　　1943年11月，福尔曼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这个要求，各国记者也都纷纷响应。

　　1944年4月10日，在中外记者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组成一个包括福尔曼在内的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于是就组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3年11月6日，美国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提出申请赴延安采访，从而揭开了记者团访问延安的序幕。1944年2月，美、英、苏等盟国记者向蒋介石写信，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各国驻华使节的积极支持。国民党当局极不愿意，只好采取拖延战术。

　　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非常重视，3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打电报给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到了4月份，由于来自美国及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实在拖不下去了，也只好改口答应，改用派人参加记者团加以严密控制的办法，并将活动的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还为参观团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有21人。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其中中央社的杨家勇是一个冒牌的记者，其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是一个CC分子，领有特殊使命。正、副领队2人，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工作人员4人，有一名专门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另外还有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3人。

　　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从重庆出发，于18日到达西安。5月28日、29日，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郭宗汾三次同记者团谈话。次日，阎锡山对记者团发表了《临别赠言》，并在其居住的窑洞前，同中外记者合影留念。5月31日，记者团骑马来到陕甘宁边区所辖黄河西岸凉水崖。

　　这是陕西省固临县一个偏僻小村，当地政府帮他们在农民家住下。6月1日早晨，王震率领陈家康、马寒冰和少数警卫人员，带着一批骡马来到凉水崖，接记者团经驿儿村到固临县城住宿。6月5日下午5时，记者团到达金盆湾三五九旅旅部。当晚，王震宣布美英联军于法国诺曼底登陆成功的消息。两天后，叶剑英总参谋长从延安赶来，立即接见了全体记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随后便与王震和第三五九旅其他几位负责人，陪同记者团前往第七一八团参观访问。

　　6月9日中午记者团由叶剑英和王震陪同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欢迎。当天下午，中共中央负责接待的同志向记者们介绍了访问日程：在延安参观1个月，然后去晋绥等根据地参观3个月。6月10日晚间，朱德在王家坪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参加活动的还有周恩来、林彪、贺龙、李鼎铭、博古、杨尚昆、王震等。活动中，大家一起合影留念。6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会见了记者参观团。

　　6月14日，是联合国国旗日，延安举行民众庆祝大会，有40000余人参加。记者团考察了群众运动的场面。6月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向记者团成员做《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长篇报告。6月24日，参加文艺界座谈会。6月25日，朱德和叶剑英分别与斯坦因和福尔曼进行了4个小时的谈话。

　　7月2日，记者团与毛泽东举行谈话会。记者团原计划参观3个月。结果，在延安的活动日程刚结束、准备去晋绥根据地参观时，谢宝樵和邓友德两个领队就强令中国记者迅速返回重庆，使得一部分原来想到其他地区去看看的中国记者只得悻悻地离开延安。

　　许多外国记者则对国民党领队的约束置若罔闻，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武道在毛泽东“多走走多看看”的建议下，准备于8月中旬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斯坦因和普罗岑科两人则决定继续留在延安。俟后一个星期多是雨天，天气转好后，朱德在交际处为记者团饯行。7月14日，留在延安的斯坦因采访了毛泽东。

　　8月3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及国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张湖生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凌青的陪同下，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第八分区战地。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

　　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在旅途中，记者团与参观我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9月15日、16日深夜，记者团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9月17日拂晓，协和堡敌据点被攻克，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战利品也被源源不断运进村庄，使记者们兴奋异常。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

　　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爱泼斯坦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记者团的几位记者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9月21日离开火线。10月2日，记者团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10月下旬，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行产生了重大影响，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并撰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坦因着有《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后，中外媒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