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像

　　被史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关键人物之一的翁同龢（1830-1904年），从最初入弘德殿授读同治帝，继而入毓庆宫授读光绪帝。“两朝帝师”的特殊身份，前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帝师生涯，无论对于翁同龢的个人命运，还是晚清政局的走向，都不失有重要的关系和深远的影响。

　　继父述志，入值弘德殿

　　位居乾清宫西南的弘德殿始建于明代，初为召见臣工之处，清代为皇帝办理政务及读书场所。

　　翁同龢初为帝师，始于1865年（同治四年）。清朝自康熙年间确立上书房课读制度起，规定皇子六岁起接受系统教育。1862年（同治元年），六岁的载淳即位，改元同治。为了让幼帝早成大器，成就一番文功武略的大业，两宫太后发布懿旨：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均在弘德殿授读。四位帝师学问渊博，德高望重，为时所推，且各有所长，均能独当一面。不过，因当年年底翁心存的去世，弘德殿人手吃紧。当时，祁寯藻因古稀年迈，不常到班；李鸿藻又兼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不久增派了徐桐入值，书房事务依旧忙不间歇。鉴此，由恭亲王奕征得两宫太后批准，1865年12月28日下旨：“詹事府右中允翁同龢，着在弘德殿行走。”

　　三十六岁的翁同龢进入帝师之列，既有自己身为咸丰状元的品学出众，也有父亲翁心存留下的德泽所被。继父述志，父子启沃一帝，翁同龢自是感恩于心。

　　培养圣主的帝师一职，堪比肩负着国运的重任。初次履职的翁同龢未免心怀忐忑，为此兢兢业业。但授读弘德殿的经历，又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引为自豪。

　　接旨第二天，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翁同龢，再三鼓励他尽心教导，并当面告诫小皇帝“须听话，勿淘气”.随后，他又及时拜会了倭仁、李鸿藻、徐桐等诸臣。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为名重一时的理学大师； 李鸿藻（1820-1897年），字兰孙，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保定）人，咸丰状元，系咸丰帝生前选定的载淳老师；徐桐（1819-1900年），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借以走访、请教几位入直弘德殿的前辈，翁同龢就礼节等相关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因为事关王朝根基的稳固与否，两宫太后对同治帝的启蒙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严格的要求，既明确了皇帝学习的目的和原则，又委派恭亲王奕总司稽查，惠亲王绵愉督责日常事务，并按定制安排了书房日常作息时间和功课内容：每日先拉弓，次习蒙古文，读满文，最后读汉文；上课时间开始时只读半天书，八岁起改为全天；诵读与讨论，二者不可偏废，读书之余与师傅随时讨论，以古证今，摒除虚仪，务求实际；三年后练习步射，十岁后练习打枪；入学后每隔五日，于下书房后在宫中长弄学习骑马等等。

　　同治帝少时天资粹美，长大不思勤奋

　　翁同龢的第一次进宫授读，从讲授《帝鉴图说》开始。

　　《帝鉴图说》由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编撰，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而名，成书于1572年（隆庆六年），供年仅十岁的明神宗作为读书的执政教科书。全书辑录了历代贤君励精图治、兴国安邦的典故81则，还有历代昏君暴主祸国殃民、穷奢极欲的典故36则，每则故事后附有解说评语，并配117幅插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因此成为此后明清皇子储君必读的从政宝典。

　　“天资粹美”是同治帝留给翁同龢的最初印象。当然，童真本天性，难免嬉戏玩耍。每次发现小皇帝读书时心思不定、情绪不稳的现象，翁同龢和同僚都会不失时机地加以引导。

　　日记载，1866年2月25日：“讲书颇有戏动，龢以敬字献纳。”3月21日：“上多戏言，余切论并讲《帝鉴》‘唐宪宗不受贡献’一段，反复敷陈，上垂听焉。”3月25日：“膳后背书多舛，余进矫轻警惰之说，因切论改过为作圣之基，上听而色喜，讲‘延英忘倦’一段，因推言之。”“延英忘倦”说的是唐宪宗在延英殿里与大臣讨论治国要务，直至天黑还不回宫，天气闷热得把衣服都湿透了，却照样不知疲倦。翁同龢借此典故，规勉同治帝的为君之道。

　　因为翁同龢的课讲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同治帝一度听得津津有味，皇太后也大加夸赞。此后，翁同龢进讲了经自己校阅的《圣祖庭训格言》、摘录的《清朝开国方略》及李鸿藻所辑《经史语录》，进而负责领讲《孝经》《毛诗》兼诗、论指导，后又代徐桐进讲《孟子》。

　　为了指导同治帝写诗，翁同龢从康熙帝《御选唐诗》中摘录了30多首五言诗。在皇上学诗作诗的初级阶段，主要施以对对子的方法，同治帝为此不乏有佳作，如以“大宝箴”对“中兴颂”、以“寒山红叶”对“秋圃黄花”、以“细柳屯兵”对“长杨校猎”、以“星共北辰明”对“天临南极近”等等，对句平仄相协，用典相切，遣词工整典丽，饶有唐诗风韵气息。此后由浅入深，由五言增至七言，16岁起习作七言律诗。来自皇上诗艺的精进，不时见载于日记。

　　不过，伴着年齿渐长的同治帝，学习便不在状态了，此后的种种表现就远不是翁同龢所能预料的了。在此，不妨看看1871年3月日记的片断细节：

　　3月15日：看摺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奈何！余亦草草，申初多始退。

　　3月19日：读生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嬉笑，巳初二退，熟书尚留数号。午初来，满书极吃力，午正二始毕，讲摺尤不着力，真无可奈何也！

　　3月26日：讲摺又极难，讲《大学衍义》，时亦神情不属，不免动声色。申初一刻退。数日来无精神时则倦，有精神时则嬉笑，难于着力，奈何！

　　3月28日：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复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段，未毕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短短一个月内，来自同治帝的读书状态，让翁同龢不得不一次次留下了“无可奈何”的惶恐与叹息。

　　此后，日记除了难得“诸事皆好，皆有静气”、“读甚通畅”等一二回差慰人意的记录外，更多了“晨读浮甚，颇费唇舌，竟日如此，无一用心者”、“讲书费力，且有嬉笑”、“讲摺、读古文皆不佳，嬉笑意气皆全”、“晨读涩不可言，百方鼓舞，毫不能动”、“晨读又不用心，讲说如隔数层云雾”、“神思不属，每讲论如未闻”、“精神恍惚，全无振作之意”之类敷衍了事的情形描写。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