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沛集团和归依集团相互认同和交融，进而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追求，最后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团结的作战和谋略核心，这是刘邦立于不败之地的武力和智力基础，是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刘邦能得天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发挥了这样的集团优势。而这一优势的展示，归结于丰沛集团和归依集团的归合；二者的归合，使归依集团取得同丰沛集团同等的地位，这样，一个更团结壮大、更富于生气的利益集团--便构成了。
在战争中归合形成的封侯者集团在汉政权初立时，共同维护了政权的稳固。封侯者集团和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互动关系，而此二者又与刘氏皇族之间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又相互补充的有生命力的政治三角架构。刘氏政权是他们利益的体现和保障，任何危害刘氏政权的企图，都会受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在铲平异姓诸侯王过程中，封侯者集团追随刘邦左右，成为平叛的主谋或主将。刘邦死后，吕后擅权，专封诸吕，封侯者集团多持不合作态度，对吕氏敷衍了事。然而吕后一死，这些功臣联合刘氏皇族，尽诛诸吕，复立刘氏，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封侯者集团最终以极强硬的手段维持了他们与刘氏政权的生死相依关系。
三
刘邦在封侯的同时，又根据战争的形势分封了7个诸侯王。他们是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臧茶、齐王韩信（后为楚王）、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刘邦封诸侯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在汉弱楚强的形势下，为壮大自己力量，孤立项羽，广泛交结同盟的结果。这样，项羽四面受敌，军事实力在频繁的往来调遣中消耗殆尽，而汉军积蓄实力，承楚军之弊，一举而定天下。
以是观之，在楚汉战争中，诸侯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为统一局面的重新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诸侯王本身却又威胁着这一局面的进一步巩固，诸侯王在战争中形成了强大的实力，使得他们均有问鼎之心。项羽分封甫定，内战已显端倪，首先是田荣与彭越、陈余联兵反楚，臧茶又杀无终王韩广而夺其地。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于项羽分封的不公，当各诸侯王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要横行天下，一逞勇武。这完全是一种利益驱动，关东战起，刘邦袭占关中，随即挥军东指，“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降……魏王豹将兵从”[16],被陈余赶走的张耳也跑来投奔，这是因为刘邦能分所得利益与之共享，“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17],而且，刘邦在当时实力仅次于项羽，是唯一能与项羽抗衡的势力，他们追随刘邦是为了重新瓜分胜利成果。但是，彭城一战，刘邦大败，于是，“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18],叛降无常，无疑说明了各自所固有的利益驱使力。
经此波折，刘邦加深和坚定了诸侯王存在分离倾向这一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和诸侯王关系的某些方面。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领袖，刘邦对归附他的诸侯王始终持不太信任和提防态度，他唯恐自己遭受项羽众叛亲离的命运，更担心他们独立发展或与项羽结盟。为了有效地控制诸侯王，刘邦对待诸侯王集团是有侧重、有区别的，各王中，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茶的实力较弱，但由于起事较早，在当时还有很大的号召力，刘邦对他们施以优抚羁縻措施，给予高爵厚赏，不使他们归附项羽。“（张）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19],刘邦大可放心，并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其子张敖，关系深厚若此。长沙王吴芮因远离权力斗争中心，国小势弱，不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加之吴氏父子努力迎承刘邦，刘邦分封同姓为王，长沙王频频领头上表，燕得刘邦好感，专门制诏表彰：“长沙王忠，其定着令”[20],长沙王因此得以传国。燕地处于楚汉相争的边缘地带，臧茶在战有中未起什么实际作用，刘邦以臧茶为王，不过是其政治手段的一种展现而已。总之，这三王比较容易对付。
但是，韩信、彭越、英布却不同，他们据有很强的实力，是楚汉战争胜负的关键。蒯彻曾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与汉则汉胜，与楚如楚胜”[21].彭越的实力也不可忽视，“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22].英布也是在当时诸侯中享有威名，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比其他诸侯王大得多，所以，刘邦同他们的关系在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对他们采取的手段有一个演变过程，在起初是重在利用，兼有防备，刘邦想打败项羽，又怕有人仿效项羽与自己争夺天下，也就只能如此了。
彭城之战稍微改变了各诸侯间的力量对比，刘邦被暂时削弱，韩信、彭越的地位却显得更突出，三者的力量，开始成为楚汉争夺的中心对象。刘邦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施以笼络，引以为援，韩信为其上将军，本来已受宠幸，这时请兵3万，愿北击燕赵，刘邦慷慨应允。又派卢绾、刘贾率兵渡过黄河支援彭越，并封彭为魏相国；同时使随何以淮南王为利诱说服英布叛楚归汉。这三家被团结在刘邦周围，对彭城战后刘邦集团实力恢复和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如此，刘邦也并没有放松警惕。魏豹背汉刘邦使韩信与曹参、灌婴击魏；汉楚在荥阳、成皋间（在今河南荥阳一带）长期对峙，韩信、张耳北击燕赵刘邦又将灌婴及其郎中骑兵归韩信指挥；后又使曹参以右丞相职随韩信击齐。曹、灌二人对韩信是亦步式趋，形影不离，这两位丰沛故人集团的核心人物被置于韩信左右，恐怕不只是助韩信成其功业，他们被埋伏在韩信军中，随时防备着不测之变。公元前204年，荥阳被项羽攻破，刘邦与夏侯婴单车投奔韩信，不是直接到军中，而是“至，宿传舍”[23],唯恐韩信乘机图己。由此可见，刘邦的戒备之深。事实证明，刘邦的担心和忧虑不是没有根据，随着战争胜负的日益明朗，刘邦与他们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们往往提出让刘邦难以容忍、接受的条件。公元前203年，楚军围困荥阳，事态危急时，韩信竟乘机请封齐王；次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击项羽，韩、彭却爽约，致使刘邦险些功败垂成，不得不扩大三人封地，且二人同时不赴约，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可能保持某种联系。这种事情的发生，严重伤害了刘邦与韩、彭的关系，只是此时正处于亡楚的关键时刻，刘邦不能发作，“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24],这种要挟发生后，刘邦就下决心准备铲除异姓王了。
刘邦与诸侯王集团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备，这是他们关系的实质，刘邦借助他们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同盟打败项羽，扫除了称帝的阻碍，而诸侯王企图助刘邦实现其未竟的野心，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打败项羽，刘邦身为汉王，只是他们的共主，君臣名分很淡薄，“汉祖初兴，名非素定，君臣之间校材程力”[25],他们为了短期的目标而临时结合成一股力量，其间矛盾被激烈的战争所掩盖了。汉初，他们合作的基础由于刘邦的全面胜利而丧失，刘邦与诸侯王的关系只是战争一时期松散隶属关系的一种延续。刘邦登上帝位，首先面临的政治问题是加强中央集权，诸侯王没有达到预先的欲望，又不可能满足现状，他们不仅要求王位，而且凯舰皇位，英布起兵时，就曾宣称：“欲为帝耳”[26],这使得他们同刘邦的矛盾扩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时候连那层淡薄的关系也不能维持了。刘邦称帝后，在实力和名分上占了优势，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起初那种重在利用、兼有防备的关系走到了尽头。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