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三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前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怕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的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的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稿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四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继承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xB3L\xB3L.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那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