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了那么久，阿昌的眼泪终于喷薄而出……但那一刻，他依然高大而坚强

　　还在县城师范读书的时候，阿昌就曾经对我说过，他将来要进中国第学府--北京大学去深造。

　　应该说，当时的我是深深地被阿昌的满腹诗书折服了的。但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他有些“狂”,甚至有些心烦他那种不谙世事的“穷学究”味。在我想来，庭院深深的北京大学毕竟离这县城师范太远太远。

　　那时的阿昌，有些天真，有些迂腐，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直到1986年7月，我和阿昌才从论古说今、赏月吟诗的理想阁楼中爬了下来--我们分到了乡下。我的分配单上写着一个叫“拿溪小学”的校名，而阿昌则分配在偏而又远的“文竹小学”.

　　村落里的学校，学生不多，老师更少，且多住附近，到了晚上便常有孤身一人“以校为家”的时候。偏偏村子里又不通电，一个人守着一盏煤油灯度长夜，其落寞和凄清就又添了几分。我虽有豪情万千，却也不愿做独庙中的孤魂，而宁愿相信同事“到哪座山上唱哪首歌”的善劝。于是，我与同事玩“拱猪”,打麻将，也与酗酒的村民把盏碰杯。第二年，耐不住寂寞的我甚至与邻村的姑娘谈起了恋爱。而在这之前，我是发誓不到25岁不涉足爱河的。

　　偶尔想起的时候，我也会到阿昌那儿去玩。阿昌的学校跟我的学校差别无几，不同的是阿昌的房间里，没有麻将、扑克和四散的烟头。在他的住处，堆满了一摞一摞的自学教材，文学函授书刊，还有数也数不清的大部头书。当我向他描述我生活中的无聊和无奈时，阿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只感觉课余的时间不够用……可见，生活是由我们自己去安排的。”

　　于是，3年后，阿昌被评为了全县“十佳”教师，又拿下了汉语言文学自学的专科文凭，当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我，扳着指头数过1000多个日子，除了嘴角边冒出了许多的胡茬，便再也没有别的变化。

　　1992年是我和阿昌的本命年。这一年，我收获了一桩爱情，又被县教育局相中，调进了县城，可算得上“双喜临门”.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年份，却是朋友阿昌的灾难年。

　　阿昌的母亲自40岁生下阿昌后便得了偏瘫症，一个7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了父亲身上。5月的一天，阿昌的父亲去山上打柴，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到一个背阳的田埂下歇脚。想不到，他一坐下去，便没有起来，永远地睡了过去。

　　这事是7月初阿昌在南昌家医院的病塌上写信告诉我的。信写得极平和，但我可以想见他的伤悲。我不曾料到的是：近视的阿昌因为看书熬夜太疲劳，眼球充血，竟至看不见任何东西，这时候已经请假在省城医治了近一个月。医生对他说，他的眼睛恢复至少要6个月，这半年里，他是不能再看书了。阿昌对他的病情只字未提，末了却说：“这简直要了我的命了，明年2月，研究生招生考试就要开考了。”

　　我知道，依阿昌的秉性，他不会这么听医生的话的，他还会偷着看书，坚持着去考研的。可就在这年的10月，阿昌的母亲因为染了风寒，瞌然长逝。其时阿昌刚刚结束3个多月的治疗后回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阿昌始终一语不发。眼角也没有泪滴：就是母亲下葬合土的那一刻，也没有人听到阿昌的哪怕是低低的抽泣声！

　　碰巧的是，悲哀浸润着阿昌的日子正是研究生招生报考的时日。等阿昌从母亲的丧事中抬起头，来到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报名的时候，报考的最后期限已过。“这些天我心里太苦。正好嫂子不在，我想在你这儿呆几天。”阿昌满脸怅然，嘴上却说，“今年错过，明年再来。”

　　然后，阿昌就在我这儿住了下来。每天我去上班，他便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出书来看。有时，我回来晚了，他还会很用心地为我烧好饭菜，等我回来。有空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话题也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文学里来文学里去，阿昌并不曾和我多说过一句悲苦的话。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阿昌勉强对我挤出一副笑脸，说：“现在心情好多了。”就又回他们学校去了。

　　透过阿昌无言的平静，我清楚地看见了人世间最深切的悲恸。

　　阿昌再来找我的时候，是在1993年10月。事隔一年，阿昌脸上的悲伤似乎已经消退，倒显出来少见的青春和活力。一进房门，他便告诉我说，他是来报考研究生的。他说年初他特地去了一趟北大，那才叫真正的学府，那气派，那氛围……总之是说，他不到北大走一遭，便枉活了一辈子。我接过他手中的申请表，见填的是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专业，便对他说：“教育局规定只能报考师范类专业，也不知局里会不会签字放行。”阿昌先是一愣，然后说：“真是这样的话，我不带工资，自费去读也行。”我便安慰他说、你把自己的特殊情况说说，也许局里会例外的，明天你先去找局长试试吧。

　　分管招考的副局长果然不愿签字。阿昌一面慌慌地从口袋里掏出备好的“红塔山”香烟，一面低声下气地请求网开一面。副局长却并不接烟，说“我不吸烟”,又说“这是局长办公会作的决定，这个口子不能开”.

　　阿昌只得回头到办公室找我这个当秘书的想办法。我说我去说说看。我知道副局长原则性极强，但还是希望阿昌的特殊遭遇能唤起他的恻隐之心。我一面诉说着阿昌去年连续不断的不幸，一面就有泪水在眼窝里打转。副局长自然少不了一番解释，但最终却以一个“不！”字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我没办法，只好把表还给阿昌。等在我办公室门口的阿昌接过表只扫了一眼，几乎是未经考虑，就说：“我再去试试！”我本想叫他别再去碰那一鼻子灰了，但未及我开口，阿昌已急步走到了另一头的副局长办公室门口——我当然不能在这时候大叫大嚷。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切由他去吧！便坐下来处理当天的文件。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哭泣声，哭声很悲怆，听来让人觉着恐慌和后怕。我不知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便走出办公室去看个究竟。竟然会是阿昌！他倚靠在局长办公室的门框上，双肩猛烈地抽动着，泪水肆意地流满了他的脸颊。他张大嘴巴放开喉咙，伤心的哭声便无遮无拦地在走廊里回响了起来。这种大男人的哭声，在办公室里几乎是百年不遇的。自然，阿昌的哭声吸引了每一间办公室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哭泣的阿昌无异于一个孤苦无助的小孩。

　　我似乎听到了什么东西在阿昌的心灵深处訇然倒塌的声音。

　　副局长神情木然地从阿昌身边走过，径直向我走来。他把我拉进办公室，一脸严肃地说：“你去劝劝你的同学，对他的遭遇我们只能表示同情，但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给他盖这个章。”这本来也没什么，令我气愤的是，他在出门的时候又嘀咕了一句：“这人怎么回事，神经兮兮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