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也就是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长的刘文辉，说过一句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话有个来历。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纪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刘文辉的政绩观那是相当的“先进”.

　　孤立地看，这只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其实不然。1935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抗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仍然“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想，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相反，如果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或是陷于功利主义泥淖，就难以产生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