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文
奉瞿秋白之命，负责国际联络工作
1925年10月，从为中原地区培养革命后备人才出发，党决定派刘少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王明成为同学。
在中山大学期间，刘少文担任过本年级党支部书记，掌握了流利的俄语，为后来从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7年2月，大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刘少文受党组织委派，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随代表团回国参加大革命。到达上海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十里洋场。几经周折后，他随苏共代表团到达国共合作还未破裂的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党派刘少文随苏共代表团成员去长沙帮助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作，又逢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因刘少文当晚居住在苏联领事馆内，才幸免于难。
1927年11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看中刘少文的干练，调他到身边担任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由于早年旅苏的经历及谙熟俄语，刘少文得以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兼管与兄弟党驻上海代表的联络工作，“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
1931年6月，刘少文被党中央任命为巡视员派往陕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帮助改组了中共陕西省委，并帮助陕西省委建立了西安市委，大大加强了陕西党的力量。不久，他的肺病复发，病情十分严重，组织决定让他到北平疗养。1933年6月，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毅然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找党，与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前委）书记柯庆施接上组织关系，被委任为中共前委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刘少文担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
在朱德、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1934年2月，刘少文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并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还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既能秘密书写（秘书），又能提纲挈领（主编），更能深入人心（政治教导员）”.1934年10月，刘少文参加了长征，并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见证了党史上伟大的一章。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少文跟随朱德、刘伯承被编入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另立“中央”时，看中刘少文曾“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的经历并和共产国际一些负责人有过工作交往，就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以示拉拢。当朱德事先将此事透露给刘少文时，他表示坚决不干，朱德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则劝说：“我们以前曾做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嘱咐刘少文，“要把通（共产）国际的密码烧掉”.在朱德、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刘少文“身在张营心在党”,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1936年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为密切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刘少文转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担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这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和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刘少文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汇报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取出他所记的有关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全部记录作为证明，使上述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既有理，又有据”.1936年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以约束张国焘的反党行动，由刘少文出任秘书长。在秘书长任内，刘少文与朱德、任弼时等一起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刘少文还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党中央，为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许多具体而微的任务”,从事的是“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7年4月，遵照中央决定，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上海福熙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设立。刘少文担任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先后协助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办”成立后不久，刘少文就曾陪同潘汉年一起，去看望因坚决主张抗日而一度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宣传中共政策、主张。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刘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着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有过回忆：
“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邹）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显然，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
1937年11月底，潘汉年撤离上海后，刘少文继任“八办”主任，开始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上海坚持斗争，直至1939年底赴延安汇报工作。在上海时期，刘少文对敌斗争主要是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政策、主张。1938年12月、1939年9月，在刘少文引介、争取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与其他爱国团体两度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各爱国团体为新四军征募龙头细布7000匹和大批棉衣、棉鞋。通过刘少文联系转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将他收存的国民党军队溃退时遗留的机枪数十挺、步枪数百支全部送交新四军，大大提高了新四军某部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