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初秋，黄凝素在苏州待产，不安分的张大千又看上了唱京韵大鼓的艺人杨宛君。19岁的宛君秀丽聪慧，身材高挑，同样有一双凝脂玉手。这样的天生尤物，张大千情不自禁要俘获。他请于非闇做介绍人，与宛君姑娘相会，其才华与谈吐让宛君很是倾心。况且张大千当时已是知名画家，生活阔绰，虽然年龄比她大一倍，但是家境清贫的宛君还是乐意做她的三太太。

　　有勇有谋的宛君后来救过丈夫一命。当时张大千落入日本人手中，危急之时，只见一辆医院的救护车疾驶过来。宛君和医生朋友下车，镇定地骗过日本军官，称张大千患上传染性肝炎，急需回医院救治。日本人一听，吓得赶快让他们都上车，也顾不得多问了。这次救命之恩，让张大千十分佩服宛君的机智与胆识。

　　“七七事变”爆发后，两人从北平历经磨难逃到香港，再取道柳州、梧州、重庆，回到成都。张大千全家老小，自此隐居青城山上清宫数年。其间，三位夫人以姐妹相称，不得不佩服张大千对内管理的本领。

　　再后来，宛君跟随大千去了敦煌。那段极为艰难困苦的荒凉日子，吃的是大麦炒面，睡的是黄土窑洞，背后有多少宛君的艰辛付出？无论风光还是苦累，大千与宛君夫唱妇随的日子，大约持续了近十年，直到下一位少女走入张大千的心扉，就像当年宛君一样，势不可挡。

　　1949年，张大千携四太太离开大陆，留下了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宛君，从此与丈夫天各一方。她没有子女，一个人熬过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生活之凄凉惨淡，不敢想象。即使如此，她仍苦等了张大千一辈子，直到年逾古稀，临终弥留之际还在呼唤：“大千，我能见到你吗？”这忠贞不渝的等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俏佳人作陪畅游四海

　　长江后浪推前浪。杨宛君的“后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徐雯波。这位比杨宛君小十几岁的少女，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她平时喜爱画画，有一天得知心瑞的父亲就是张大千，于是很想来目睹一下这位画家。没想到，当时46岁的张大千见到这位16岁的盈盈佳丽，先被她的娴静优雅迷住了。

　　一位是正遭遇“中年危机”的大画家，才高八斗，但家事缠身（与黄凝素矛盾很大），日子过得郁郁烦心；一位是父母双亡、寄住在姑母家的文艺美少女，青春如初露，但内心很渴望父亲般的疼爱与导师式的指点。

　　于是张大千答应徐小姐可以经常来家看他作画，徐也欣然前往。两人秘恋之后，张大千又尽量抽空去她姑母家画画，博得姑母的认可。姑母虽然仰视张大千的才华，但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毕竟徐雯波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良好教育，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不幸在瘟疫中早亡。这样亭亭玉立的女学生，怎能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老男人做四姨太呢。但是小女子铁了心要嫁，并以怀孕为由，姑母只好同意。1947年，这对老夫少妻低调完婚，两年后离开大陆，后半生漂泊海外。张大千没有看错，徐雯波的确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全能妻子，而且在他晚年时寸步不离、精心照料。1983年，张大千在台北病逝。在这四房妻妾中最风光，陪伴大千时间最长的徐雯波，终究失去了挚爱的丈夫。晚年的她，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在画案旁，她定是常常想起大千挥毫泼墨的身影吧？

　　除了与中国女人的情缘不断，张大千在中年和晚年，还各有一段持续了十年的异国恋。先是1927年对韩国15岁的靓丽歌舞伎池春红情深意切，即使妻妾反对，也仍然每年赴韩鹊会小情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是1953年去日本购置绘画材料时认识的秘书山田喜美子，美若天仙的聪慧少女让张大千欢喜不已，于是白发拥红妆，以后每去日本，山田必伴其左右。

　　这一位一位美好良善、痴心不改的女子，用她们最鲜活如花的纯真年华滋养了张大千的生命与创作。张大千也以一颗爱美之心，丰富着她们的青春时光，并不断萃取精华灵感，为世人带来拍案叫绝的画作。

　　在1896年的夏末，紫禁城北边的恭王府内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的次孙--溥儒，后来取字为心畲。

皇清神童不识愁滋味

　　由于祖父是曾经连慈禧老佛爷也畏惧三分的权臣，小溥儒的身份实在显赫。况且他天资聪颖、勤奋过人，5岁就被慈禧太后夸为“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这个无比高贵的起点，让长大后历经颠沛流离的旧王孙，何以直面惨淡的人生？

　　享用锦衣玉食、饱读经史子集、善学琴棋书画、练习骑马射箭，这就是溥心畲成年之前的生活。在他心里，这是太正常不过的日子。然而，就在皇清神童初长成的光景，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不管这位翩翩少年当时是否意识到人生将就此转轨，他仍然孜孜求学。先是就读于贵胄法政学堂（后并入北京政法大学），18岁毕业后赴德国柏林留学。同时，由于袁世凯之乱，17岁那年，他已不能再住恭王府了，先是暂时避难于清河二旗村，后随家人隐居戒台寺十余年，直到1924年才得以返回恭王府旧地租住。也就是说，三十而立之前，他几乎是被圈养的，无论是恭王府，还是西山的戒台寺，他一直生活在封闭的象牙塔中，没有深入接触过湍急巨变的现实社会，也不知如何与三教九流打交道。

　　甚至他的隐居生活都不贫苦，反倒是单纯充实而清净，物质上也比较富足。原来，恭亲王晚年曾在戒台寺养病避难，出资万两黄金重修过这座唐代古寺。这里几乎可谓是溥心畲家的家庙。隐居的日子里，在母亲项太夫人的谆谆教导下，溥心畲以诗文与书法为功底，悠闲平静地临摹了不少宫廷和王府珍藏的名画，画艺在一次次临摹和嬗变中日益成熟精妙。这为他日后卖画以自食其力，做好了深厚铺垫。

娶大将之女书画相得益彰

　　长期的隐逸生活，并没有耽误溥心畲的婚事。1917年，22岁的他迎娶了清末陕甘总督、宗社党大将升允的女儿罗清媛。这桩包办婚姻，起初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所谓“宗社党”,是溥儒的兄长溥伟与载涛、载泽、铁良等朝中亲贵，为对抗袁世凯和革命党所组成的势力，以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为外应，并联合德、日等国。与罗清媛的联姻，正是加强了党派凝聚力。

　　幸运的是，这桩婚姻还比较和美，至少前二十年是这样。罗清媛小溥心畲一岁，矮矮胖胖，不算漂亮。由于生长于陕甘，满口淳朴的陕西腔，这让听惯了京片子的溥二爷，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但罗清媛毕竟是大将的女儿，知书达理，深明大义，遇到关键问题时，三言两语或以儿歌故事加以譬喻，让不经世事的溥心畲豁然开朗，为之折服。

　　夫妇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雅好，那就是水墨丹青。这给他们长年的西山隐居带来不少乐趣。譬如，有时清媛临摹古画后，心畲会为夫人题诗；或者夫君作画时，清媛也时常与之共同完成。如此神仙眷侣，让人想起宋末元初的大画家赵孟頫与管道升夫妇，仿若“管赵风流”在世。1930年，在生下一女二子后，两人还在北京联合举办画展，羡煞旁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