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我们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我知道，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总理的严谨细致无人能比。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会让我们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规定，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他常对我说：“干工作既要放开手脚，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何香凝去世后，播发的消息称其为先生，时隔几日，总理冒出这么一句：“要是把’先生‘改成’老人‘该多亲切啊。”这说明，只要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无论大事小情，他从不会浅尝辄止，而是常常在事后还要总结得失。

律己 是他至死不渝的准则

　　总理住的西花厅由于年久失修，墙面斑驳，地面返潮。工作人员打算趁他外出检查工作收拾一下。等他回来时，没想到摆设大变：旧窗帘不见了，旧桌椅更换了，后面的走廊处还搭了天棚，这一下，总理火了，说什么也不进屋。经过大家苦劝，他才勉强进去，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他说：“我住的房子修得这么好，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能心安吗？”这件事，他在200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并且反复告诫部长们：“你们不要重复我的错误。”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

　　总理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一直带头过紧日子。他说：“我十一二岁当家，深知柴油米面的不易。”他的早餐就是一片面包，抹上一点黄油、果酱，在自制的铁篦子上烤一下，再配一杯豆浆或牛奶，有时会煎一个荷包蛋；夜餐有时就是一碗面条，还有一次就是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外加一小碟盐。

　　总理对保密要求格外严格，生活中依然保留着当年地下工作时的习惯，进门前总要咳嗽两声。只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书才能整理，重要文件他都要亲自锁进抽屉里。总理有规定，部长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的信，我们不能拆。凡是涉及党的重要机密的电话，他都坚持使用专线。召开重要会议时，工作人员能不能在场，服务人员能不能进去倒水，都会作出明确交代。即便是在车上，只要事关重大，他都会按动电钮把司机、警卫与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来，就连侄子、侄女来看望他时，也不允许进他的办公室，而且还给他们定了自己去食堂打饭、不能用招待券看戏等十条家规。总理这么做，绝非不信任我们、不疼爱孩子，而是原则面前没有例外。

　　对自己做过的批示，一旦发现有失偏颇，总理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试验生产神经性毒剂沙林。总理批示同意，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决定停止这个项目。一次会议上，国防科委负责人碍于总理曾经批准过不好直说。我看出了他们的矛盾心理，凑到总理耳边说：“总理，这个报告是您批准同意的。”总理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负责人的意思，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也一样！”

　　总理的既聪明又厚道被很多同志称道，越是关键时刻，这种结合越是完美。他的律己，既得益于一贯的严于修身，也生发于始终的相忍为党。有这样一种说法，很多党外人士和海外友人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此言并不夸张，近距离接触过总理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感受，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着七个一致--信仰与奋斗一致，职务与责任一致，勤政与廉政一致，做人与做事一致，正人与正己一致，任劳与任怨一致，独处与公开一致。

真情 永驻大爱在心间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这是1988年4月，84岁的邓大姐睹花思人，写下这篇题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的散文。总理曾说过，邓大姐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就有幸亲眼得见总理和大姐的一次亲吻。那是1969年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总理率团吊唁。当时越战未息，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捏了把汗。邓大姐虽然最担心，但她一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平静。直到传来总理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的消息时，她才长舒口气。那天，我们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员都聚在客厅迎候总理。他一进门，大姐就快步上前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惊得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总理“哈哈”笑着，把大姐揽入怀中，两人温柔而又不失风度地拥在一起，总理在大姐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那么自然亲热，那么旁若无人。

　　总理的真情来自于他一生倡导的平等人格。他常对我们说：“咱们都是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他的大情大爱其实就表现在对方方面面的具体关心上。初中语文课本里收录过一篇课文--《一件珍贵的衬衫》，记述的就是我亲历的一件事。当时，由于司机踩了急刹车，总理的上身前后晃了两下。虽然因为急于开会，被撞女孩交由警卫人员送医，但他念叨了一路，直到得知孩子确无大碍只是剐破了上衣时才放下心来，马上叮嘱工作人员买件新衬衣送给孩子：“把人家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嘛，从我工资里出钱！”

　　总理心细如针。有一次路过五棵松时看见仅剩下三棵松树，就赶紧让有关部门补栽上，“要不然外地朋友来会对不上号的”;“两弹一星”专委会每次开会，他都特地让食堂准备大烩菜，因为“这个会基层同志多，年轻人多，做别的他们吃不饱”;他深夜离开办公室到卧室办公前，都要脱掉皮鞋换上拖鞋。有一次，我想蹲下来帮他解鞋带，他却把两脚收回，说：“这事不能让你做，我自己能解”;烧伤女工王世芬的事迹披露后，他派自己的医生多次去看望，听汇报时连她的例假是否正常都要问到，他想得更多的是怎么通过一个病人的治疗积累护理经验、检验药物效果为更多的百姓造福。在我看来，总理每一次的真情流露，都是他和群众感情连在一起的真实写照。

　　有一次，我陪他从外面开会回家，在车上，他给我讲起到石家庄视察时看到一个村子的房屋墙上用石灰水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八个大字，他边说边比划：“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呢”,我随口跟了一句：“那您去视察，还不得天翻地覆啊！”总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怎么能够这样呢？这样的话干群关系不是颠倒了吗？”他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我们的值班室有一部外线电话，号码公开，经常有人打进电话反映情况。我们曾请示他想换个号码，可总理不同意，他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