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母亲之间的感情，我一直很害怕去触碰。每次在餐厅里看到面带笑容闲谈着的母女，或在服装店遇上细心为对方挑选衣服的母女，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暗自羡慕她们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关系，怎么有那么多开心的话可以聊。我真的很嫉妒这样的母女。

    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我和母亲没有过15分钟以上的对话。自小我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她每天起早摸黑地甩着那两条油黑的粗辫子忙进忙出……因为一个人要管6个孩子，她做事麻利得像一股风，在山上、田里、院子里、厨房里飞来飞去！

    那时，她和我的对话就是“娜姆，帮我拿这个 ……”“去做那个……”“上隔壁家送这个……”在家中，我排行老三，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我是个夹在中间的女娃，在家中很平庸，甚至是尴尬地生活着。记得我9岁那年，村里的羊闹疫病，我们家六十多只羊都死光了。当时羊群是我们泸沽湖畔摩梭人最重要的财富，没了羊，我们家的生活陷入极端困境。母亲捱了两天后作出决定——把我送给上游村子的一户人家。眼看要离开兄弟姐妹、离开自己的家，我噙着泪哀求母亲别把我送走，可母亲还是带着我去了那户人家。一路上，母亲没吭 一声。那天，我看着母亲渐行渐远的背影，哭得伤心极了，铁了心地觉得我不是她的孩子。

    大概过了7个多月，母亲赶着9只羊来到这户人家，要把我换回去。最后，人家答应了，我就又跟着母亲的背影往家走。一路上，我们还是一言不发。这次回家后，我和母亲的话更少了。为了讨母亲欢心，我总是最早一个起床，割最多的猪草回家，争做最累的活。慢慢地，左邻右舍都说我聪明、嘴巴甜、勤快…… 这些好名声越来越多地传到母亲耳朵里，我压抑的内心开始蠢蠢欲动，我在期待，期待母亲亲口夸我一次。那时，想听到母亲的夸奖似乎成了我最大的动力。可是，母亲只是更多地念叨我的名字，让我去做更多的事。

    我心中对母亲冷漠印象的改变，源于村子里专门给人接生的才旦婆婆。一次闲聊时老人告诉我：我是个难产儿，母亲生我的时候出了很多血，但她一直呻吟着提醒接生的才旦婆婆，出事的话，保孩子！看来，我不仅是母亲亲生的，还是她肯用性命来救赎的孩子。

    13岁那年，县文化馆来人收集民歌、选拔歌手，我凭着天生的好嗓子脱颖而出，得以走出家门，去了一趟昆明。从昆明回家后，我似乎受到了大千世界的诱惑，心已飞出泸沽湖，“我决定要出去”.那一次，母亲跟我谈了平生最长的一次话：“娜姆，你疯了吗？你除了割猪草什么都不会，又没钱又不懂汉语，你出去了怎么活？”母亲说的都没错，但我压抑多年的委屈也爆发了：“我一定要走！我不想过被随意送人，又被牲口换回来的生活，我不想像你一样活到老！”说着说着，我和母亲都哭了。

    最后，我带着7个鸡蛋和母亲给的一只玉手镯离开了家乡。我毅然卖掉母亲的玉手镯，拿着这笔钱去了上海，成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少数民族本科生，继而又成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最年轻的独唱演员。

    20岁那年，我决定去美国。我知道这次远行，不仅离母亲更远，时间也一定会更长，我专程回家一趟。母亲见我回来，高兴极了，忙着劈柴做饭，杀鸡择菜。离家的7年里，我也回去过很多次，但从没像这次一样，静静地凝望着母亲依然忙碌却渐渐佝偻的背影。临走时，母亲送我，我们一路走过了两条村子，一向沉默的她竟把隐忍了半辈子的话倒出来：“娜姆，我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一对玉手镯，一个换了9只羊去赎你，另一个给你去换了新的生活，我心里很舒坦的！”

    后来，我从美国去了欧洲，从欧洲去了日本、新加坡工作，再后来又回到欧洲，总之6年里折腾了大半个地球，就是没机会回家去看母亲。

    1996年2月3日，我在意大利从新闻获知离家乡不远的丽江发生了大地震。因为村里根本没电话，我的心骤然焦虑起来。直到坐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我才蓦然察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母亲而焦虑吧！

    回到家乡，看到无恙的家园和母亲，我的心释然了。刹那间，我封闭了二十多年的对母亲复杂的情愫顿时释然：母亲是爱我的，我也是爱母亲的，贫困压抑的生活让母亲连喘气的机会都不多，她没有心境对女儿说“我爱你”.但现在，我不能让压抑继续下去，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那一天，我第一次伸出手臂拥抱了母亲，把头埋在母亲胸口对她说“我爱你”.尽管我看到母亲有意在躲避我的热情，但我分明瞥见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现在，我找到了人生最幸福的支点：我拿出几乎全部的积蓄在泸沽湖畔的狮子山下买了一小块地建了“娜姆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我作为摩梭人多项第一的纪念物，还作为小旅馆接待世界各地的朋友，而我那不善言辞的母亲就成了博物馆馆长。只要站在女儿的纪念物旁，母亲就不再沉默羞涩，而是乐此不疲地告诉大家纪念物背后女儿不易的经历！

    看着母亲自豪讲解的背影，我非常满足，因为母亲的背影就是我今生最牵挂的风景，而这风景，将一直暖暖地陪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