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中国是饮食大国。一经形成文化，饮食就不仅仅果腹充饥了。所谓“五味令人口爽”（老子语），强烈满足私欲，贪图文化享受，于是，暴殄天物的饕餮辈出。

    毋容忽视，有的为着追求口爽，饮食嗜好千奇百怪，也就不失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

    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姬昌尽管贵为商末周族的首领，却偏好菖蒲腌成的酸菜。菖蒲，一种长在水边的草，有香气，根入药，属芳香健胃剂。

    说不准由于这种酸菜的药用功效，姬昌被囚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时，成功推演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春秋时期，冒出好几位名人。

    鲁国人曾点（《史记》作“曾蒧”），孔子的弟子曾参之父。酷爱吃羊枣，即羊角枣，个头大，长三寸。也许是羊枣吃多了，血脉贲张，精神亢奋，结果，他被人视为狂士。

    另一位吴王僚，嗜食太湖佳肴“叉烧鱼”.公子光（即阖闾）欲夺吴王僚的王位，听从伍子胥的计谋，找刺客专诸去太湖，花上三个月时间，学做“叉烧鱼”.

    终于，在宴饮时，借上叉烧鱼，伺机谋杀了吴王僚。这宗命案全属叉烧鱼惹的祸，可怜吴王僚为着心头所好，赔上了自家性命。

    还有一位楚国人屈列，楚康王时官居莫敖，楚国最高的执政官，却嗜芰（即菱）如命。一次他患重病，以防不测，连忙召集宗亲长老，安排后事。其中，再三叮嘱：身后祭祀供品必须上芰。也就是说，做鬼也要吃芰。

    《淮南子·说山训》：“齐王食鸡，必食其跖数十而后足”.跖，即足踵。鸡跖，即鸡脚掌。看来，当今食肆的菜式“掌中宝”,可远溯二千多年的历史。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大抵人逢非富即贵时，口味也就独到，要知道他极力追捧的是鸭屁股，誉为人世间顶级美食。

    此外，唐代权长孺嗜好食瓜，瓜果一类并不为怪。然而，宋人《负暄杂录》却说，唐代权长孺嗜好食爪。“瓜”与“爪”二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本来吮嚼一番鸡爪（美名“凤爪”）之类，尚属有滋有味，可怕的是，据称食的是人爪，不禁令人心惊肉跳。不过，嗜瓜还是嗜爪？或许是以讹传讹，或许是千古之谜。

    骇人听闻的，当数“嗜痂成癖”.史书记载，南北朝时，宋武帝刘裕的心腹谋臣刘穆之，其孙刘邕嗜食疮痂，以味似鳆鱼。他曾拜访孟灵休，当时孟灵休身上长疮，在家卧床不起。刘邕见有疮痂散落床上，竟上前捡起往嘴里送。

    灵休大惊。悉刘邕嗜食此物，干脆将身上未剥落的疮痂全都揭下来。刘邕也毫不客气，逐一吞进肚里。只是刘邕离去后，孟灵休已经遍体流血。

    而且，这位“官三代”荫袭其祖“南康郡（后改为南康国）主”时，南康国吏二百余人，不问罪否，相互鞭笞，直至见血。伤痕结痂后，以供刘邕食用。这种非正常的饮食嗜好，让人感到恶心、残忍。当属另类中的另类了。

    至于嗜酒好茶者，则不胜枚举。嗜酒，如商纣、陶潜、刘伶、李白……好茶，如汉代司马相如、扬雄，晋代张载、杜育，唐代陆羽、卢仝，宋代赵佶、蔡襄……

    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提出：一种本性特别喜欢的东西，可以当药。说是“癖之所在，性命之通，剧病得此，皆称良药”.

    其着作《闲情偶寄》记述：庚午之岁（公元1630年）瘟疫盛行，李渔患病犹重。适逢五月，杨梅当造，正是李渔最爱吃的东西。医生却认为此物性极热，与他的病症相反，即使食一两枚也会丧命。李渔直斥其是庸医，不管三七二十一，买来杨梅大嚼，一吃就是一斗，结果病全好了。

    不管怎样，这些也属饮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