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行业内的师徒关系既有不成文的规矩惯例，也有明确载录的行规手册，甚至还有些作为附录被记入了官方的法典。
许多行业技能的传授，是通过家族式的经营与训练。故古语称：“家其专业，以求利者。”为了防止技术外传，通常传男不传女，以防女儿出嫁后导致技术外流。将专门技艺作为家产传给子孙的习俗，甚至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和保护。
《考工记》上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并注：“父子世以相教也”.《国语·齐语》还解释了世传技艺的好处在于：“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则工之子恒为工”.耳濡目染，教者省力，学者亦快，结果便形成了《荀子·儒效》上说的“工匠之子，莫不继事”的传统做法。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管理工匠。《魏书·刑罚志》说“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唐宋之后，匠户、灶户等“百工”开始纳入“匠籍”管理。元明两代，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隶属于官府，以轮班方式国家服役。当时的户籍制度分为民、军、匠三等。从法律地位上说，一世为匠，手艺和义务都世代承袭，不许私自分户，不得脱籍改业（据《明会典·工匠二》）。
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要是采取亲子传承的方式来发展手工艺技术。但是，有的师傅没有子嗣，或者生意扩大，需要雇佣学徒帮工，才出现了师徒之制。在这个意义上，师徒制是一种对于父子传承制的拟制，在习惯法上难免延伸使用家族之治的理念。对于作为外姓的徒弟而言，师傅如果愿意倾囊相授，是十分可贵的。师傅如果不愿传授核心机密，为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也并非不可理解。
随着匠籍制度的瓦解和师徒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徒弟在学成之后，开始自立门户。正如民间所言“一技在手，走遍天下”.但是，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成为常态，那么再不会有师傅愿意教授徒弟技艺，技术传承和行业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师傅在选徒和教徒时，在意志力、人品、能力等各方面都会严格要求徒弟，很多时候甚至于百般挑剔，使徒弟过着如履薄冰一般的生活。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培养弟子的封建宗法观念，从思想上使弟子对自己终生感恩。
其实，这种师徒之制，早在很早的时候就在道德层面进行了规定。《管子·弟子职》规定：“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先生有命。弟子乃食”“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但作为行会、公所的行规加以规范，是迟至明清时期才有。
明代织造业行会规定了徒工制度，但是仍然倡导手工技艺尽量要父传子继：“不论店问工司，就地父传子业，亦以满师例”“子承父业，或长或嫡，以亲生一人照满师例，其余亦可向公所报名入行”.一般徒工要学徒三年，但准许亲生儿子一人免去学徒期，其余子侄学艺则与一般徒工的待遇相同。很明显，在官方和行会看来，儿子有学徒和开业上的优先权，父传子业也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根据苏州行会规定，为了限制竞争，也为了控制技艺的传播，徒弟人数受到严格限制。通常规定，授徒每三年一期，每期一人，不许重叠招收--“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盖以事此者多，恐失业者众也”.如果不遵守此规定，行会则有权予以惩罚。在苏州金箔行规定每姓只能授徒一人，违规时惩罚也非常严酷。
在石湾，根据陶艺工会行业规定，学徒未入行前，只能从事最为粗笨的基础工作。工资只有入行师傅的几分之一。各行制陶技术也规定只传男不传女。女工只能做少数的日用器皿。各行会从业人员要缴纳“行金”才能入行。光绪年间，入行的行金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父传子。凡父亲已入行，儿子（必须要有血缘关系）要入行的，交入行费9元白银，分三年交清；第二种是兄教弟，兄已入行的，弟要交入行费18元白银，分三年交清，并要先做两年学徒；第三种是从师学艺，无父无兄在行的，要有师傅接受其入行，每季交入行费白银12元5毫，学徒期长至6年。
不过，行会同时也规定，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师傅则必须尽力传授技艺。学徒期满离开师傅独自开业时师傅赠送一套工具，师傅去世后徒弟要准备孝衣，并以孝道待之。但是，许多师傅仍然藏着一手“绝技”不肯传给徒弟。所谓绝技，有时就是“秘不外传、难免断绝”的意思。例如制笔业中的金陵陆继翁、王自用，吉水的郑伯清，吴锡的张天锡，杭州的张文贵等都有绝技，所制毛笔各有特色，却因“不妄传人”而“惜乎近俱传失其妙”.制陶业中的宜兴陶家对陶土的“取舍、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彝鼎业中的松江胡文明能“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类，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于是，这些传统技艺便大多失传而绝。
今天传承下来的很多技艺，都是学徒偷师而来。清末广州制革业中的熟皮配料是关键技术，由师傅掌握，配料时在小房内操作，有时还把窗帘拉住，不让徒弟看见。徒弟只能在日常帮师傅做活时用心观察，对关键技艺还不能随便打问，全靠心领神会。或者，师傅在晚年或临终前才单传给最可靠的弟子。明代有一位着名建筑师名叫冯巧，从万历到崇祯，所有宫殿他都参与设计。他直到老年，仍孤身一人。学徒董九“往执役门下，数载不得其传。而服侍左右，不懈益恭”,终于感动了冯巧，“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董九等了几十年才最终学到了手艺。
不过，这种防范式传授也容易导致技艺失传。景德镇魏家的砌窑技术后来也授徒，据说，由于过于保守技术秘密，最后只剩下两个老师傅和两个徒弟。徒弟还没学会技术，两个师傅就死了，技术就失传了。可见在古代，工匠师徒之间，往往是一种博弈加防范的过程，多数情况下，只有家族继承或者家族式师徒中最亲密的徒弟，才能得到师傅真正的手艺。恰恰是手艺的难得，使得徒弟与师傅的感情更加复杂--这复杂里，既有利益，又有人性，更有着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