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方案一经公布，两国四方顿时一片哗然。法国政府因其提出的条件打了折扣，导致国内不满，以至于想调兵前来重理教案，后因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分身无术，才勉强接受了判决；清廷虽认为“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但为了取悦国人，不得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造成一种朝廷似乎对曾国藩的方案持有异议的假象；老百姓则大骂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士大夫们一个劲地攻击不已，特别是那些“清议派”，更是不依不饶，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写出一副对联讥讽嘲笑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那些诋毁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贬斥他最甚的湖南同乡，全属不知外情内形，跟着瞎起哄而已，“津人毁之，湖南尤毁之，及询以津事始末，无能知之者”。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大清国的民族英雄。他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大清帝国，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到了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面对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分解成为西方列强希望看到的一块块殖民地。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
纵观中国历代战争中的所有主和者与谈判者，最后无不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嫌疑与下场。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天无二日、唯我独尊，没有多元化，没有兼容并蓄，没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贡。
五
曾国藩对国内外形势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要得益于由他一手促成的洋务运动。
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很大程度在于武器之精良。于是，曾国藩先是奏请咸丰皇帝支持湘军购买、装备西方新式武器，然后自己在安庆建厂制造火药、子弹，又创办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中国没有主动向外国学习的传统，曾国藩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算是开了一个先河。由生产弹药、造枪造炮，尔后又制造蒸汽机，建造轮船军舰。军械所先由安庆迁往南京，改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后又迁至上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与发展需要的机构也在逐步完善。比如办洋务就得依靠新型人才，曾国藩慧眼识珠地引进了徐寿、华蘅芳、容闳等一大批精通西方洋务的精英。随着洋务实践的深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便显得十分重要，曾国藩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筹建翻译馆、印书处，通过外人口译、国人笔译的形式，翻译出版了以机械制造学为基础，涉及算学、化学、历史、地理、矿物学、天文学、博物学、医学、法律学、制造船学、水陆兵法等领域的西方大量科学著作，不仅培养了自己的科技人才，奠定了近代科学基础，对近代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正是从江南制造总局的这些译书中开始了解西学、认识西方。
早期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有一项可谓高瞻远瞩的规划，那就是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真正的西学人才。自古以来，只有日本、朝鲜等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从未有过堂堂天朝大国派遣人员远赴外夷学习之先例。可以想见的是，此项“中华创始之举”会受到多大的非议与阻力。曾国藩虽未见到这项计划的最后施行，尽管留美教育过早夭折，但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没，成为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的先声与基础。另外，他选派的120名留美幼童，涌现出了铁路专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总理唐绍仪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种专业人才。
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思想，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学习西方而不受制于西方。清廷曾出巨资向英国购买船炮，组成了一支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总指挥、英国海军官兵600余人为雇员、大小船只共八艘的中国现代化舰队，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未经清廷同意，与阿思本签订私下协议。该协议认定阿思本不仅为舰队总司令、所有官兵听其调遣任用，而且除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令外，不接受中国其他官员命令，即使皇帝命令也由李泰国转达，而李泰国对中国皇帝的命令又拥有否决权。面对英人控制中国军队的野心，积极支持购买舰船并打算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曾国藩，为避免日后产生喧宾夺主、受制于人乃至其他不堪设想的后果，不得不采取“断臂”措施，马上上书朝廷，要求即刻解散阿思本舰队。清廷为此白白损失了66万余两白银，但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这又是十分值得的。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背负“汉奸”、“卖国贼”的骂名是何其冤枉！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