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与李济深合影。
不久前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代表民主党派第一个发言，总结回顾了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
民革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成立于1948年1月1日，当时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本刊记者在金秋十月采访到了李济深先生的女儿李筱桐，听她讲述自己父亲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父亲把房子租出去，筹策反经费
1947年冬，父亲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开会的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81周年诞辰。父亲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
父亲发表了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之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反蒋。
1948年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组织策反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也就是说民革是有军队的，并实际参与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斗争。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
父亲派了不少得力干部回大陆，担任军事特派员，负责策反工作。他还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像湖南的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
策反工作需要花钱，而且肯定不是小数目。那时候父亲已经无权无职很久了，家里并不富裕。父亲就把我们家在南京的房子租出去，租金是1亿元，相当于港币20万。这笔钱成为最初的策反活动经费。后来共产党知道策反缺钱后，就派董必武送来700万港币作为策反的经费。
据姐姐回忆，当时她每天就把父亲写好的策反信誊抄到白绸子上，然后缝进衣服里，绸子手感柔软，从外面摸不出来，这样就可以安全地把信送出去。最终，在民革的策动下，北平、湖南、四川、云南、新疆五个省的地方势力宣布起义，一枪没发就解放了。
蒋介石恨透了父亲，从1947年开始就数次组织人暗杀父亲。我亲历的一次暗杀我父亲的行动是在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我当时就在房子里。当时警方和公安都来了，可惜没有抓住特务。
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是对的”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中共的邀请名单中，父亲名列首位。国民党反动 派想暗杀他，很多势力想牵制他。但是，父亲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北上到达解放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 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三人分别代表共产党、民革和民盟主持会议。
1949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父亲和郭沫若等44人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号提案。
同年，父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绝不是偶然。民革是从执政的国民党里分化出来的，因此拥有大量的体制内资源。
为改进政协工作，父亲常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建议。建国初期，有些曾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过贡献的国民党军官失业在家，生活困难，有的人就是父亲的老部下。父亲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同年冬，毛泽东责成有关部门举办了“失业军人就业”活动。
1952年春，有人向父亲提出，袁崇焕的祠墓应该保存。父亲深以为然，便与爱国人士叶恭绰等四人写信给毛主席，提出保存北京城内袁崇焕祠墓的建议。毛泽东于5月25日复函说：“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墓应予保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以来，各方面的工作步入正轨。不过，中共党委的权力越来越大，有的地方很多大事都不再 和民主党派商议。1954年12月22日，父亲写信给毛主席，建议“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行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次，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 布”。两天后，毛泽东复函李济深，表示“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父亲拿双份工资，收入比毛泽东高
在所有子女中，父亲对我是最爱护的，这可能是由于我生于战乱的原因。我出生于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份。因为经济问题，我母亲在生我之前，打掉了一对双胞胎，所以身体很弱，又怀了我，我就算留下来了，但先天不足。
1944年豫湘桂溃败、桂林失陷，父亲带领部队撤到十万大山里打游击，坚持抗日。先天不足的我营养又跟不上，那年我正好两三岁，跟着父亲在大山里打游击，吃发霉的米和白薯秧。由于时局动荡，我一直在乡下，不过那时候算是能吃饱了。
1947年，我们全家移居香港，但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难。我们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阳台上都是人，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挤在一个房间里上下铺，就为了把最大的 房间给我爸，要留一个靠海的最好的房间作为客厅。在这房间里，父亲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上身穿得挺不错的，可是脚上穿的鞋，大脚趾都露出来了。 《时代周刊》的镜头刚好就把露着大脚趾的照片登出来了，这张相片美国人民看到了，我在美国的哥哥也看到了。
1949年8月，我们得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坐着丹麦的货船，从香港到塘沽，上岸的时候父亲就看见我们都戴着黑纱，人群里我最小，当时我看起来就像三四岁的孩子，其实我已经6岁了。父亲特别心疼，他抱起了我，老泪纵横，我从来也没看见过父亲眼睛充满泪水。
来到北京后，我们家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里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 我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元配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
父亲的工资可谓全国最高——每月是500元，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薪水还高，而且毛泽东还特批父亲拿双份工资一千元，可家里也不富裕。我家有二十几口人要吃 饭，另外很多父亲的老部下、原国民党军官生活困难，不少人来找父亲求助。父亲就经常是二百、三百的给，一千元的工资还是不太够。
拿我的零花钱标准说，我每天中午的餐费是2毛，当时，一毛钱买一碗馄饨，5分钱一个烧饼。有时候我省下5分来，买糖豆、崩豆、冰棍什么的。等到了小学初中一个月有四块五，上高中就是七块五，上大学则有十块多。
我小时候很贪玩，经常把自己弄得很脏。记得有一次，老师揪着我的手对全班说：“看，这小脏手，这就是咱们国家副主席的千金的手。”稍微大一点后也知道心疼 父亲，那时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的小人书，我发现父亲很喜欢看，就给父亲买。有一次为了给父亲买小人书，上学要迟到了。父亲 就派车送我上学，这是他唯一一次使用公车送我去上学。
毛泽东说：“民革我就认识李济深”，使父亲躲过“反右”
父亲身体一向很好，这时候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最初的几年里，他作为民革主席，参与到政府中来，做了大量工作。可从1955年开始，运动不 断，他就要应付这些运动，主要工作就变成了学习、改造，尤其是“反右”之后，整天学习。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他不但自己学，还要带领民革党员们一起学习， 自此父亲的心情变得很坏。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父亲就动员自己的部下，响应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并且提前申明“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许多人都提了很尖锐的意见，结果风向 一转，父亲很多几十年的老同事、老战友全被打倒。民革中比较高级的干部：一个陈铭枢、一个龙云，都成了右派。这时候民革中一些左派人士，火线入党（共产 党），想要反对父亲、打倒父亲，也就是趁机把父亲也打成“右派”。关键时刻还是毛泽东一锤定音：“民革我就认识李济深”，这样父亲才化险为夷，但他每天开 会回来都很沉重。中共方面直接和父亲说：“这几个人要打成右派，那几个也要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在父亲的动员下才给共产党提意见的，而且说好了“不抓辫 子、不打棍子”的，这叫父亲左右为难。父亲极力保护自己的民革的同志，可是没有都保下来。最终陈铭枢和龙云被打成右派。
他们两个虽是“右派”，但也还是民革的常委，这样按惯例还会是人大或政协的常委，许多待遇就保住了，父亲算是尽力了。
1958年的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极其忧郁，一进门就大骂李某，说他对自己是“黑口黑脸”，之后父亲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界领袖，如今 如此怄气怎么受得了。1959年10月9日，父亲与世长辞，他死于胃癌，弥留之际他留下诗句“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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