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周恩来坚持先弄清事实的由来，抱着现实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营造一个融洽的气氛，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单独会见了吴努。吴努表示：“整个说来，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公平的。”周恩来显得很高兴：“我们不仅以这样的原则来对待中缅边界问题，而且也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我们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蒙古、朝鲜、越南的边界问题。”事后，吴努告诉周恩来：“我和缅甸政府的一些人都感到满意，内阁的外交小组也认为周总理的建议是合理的。”吴努还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能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非常满意。”

双方对于谈判都很满意，周恩来说，把“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好，作为典范”。这是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想法。

周恩来与吴努的这次会谈虽然没有达成正式协议，但两国领导人就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会谈之后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1956年11月底起，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地区。1956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工作。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缓和的气氛和良好的开端。

1956年12月10日，周恩来在访问欧亚11国时访问了缅甸，借此机会同缅甸政府总理吴巴瑞、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等领导人，就两国边界问题继续进行了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

在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出席了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芒市举行的中缅边境1万多人参加的联欢大会。这次大会是继1956年3月间在缅甸克钦邦雷基举行的第一次边民大会之后举行的，它进一步加强了两国边界居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了解，并创造了有利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良好气氛。12月20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两国关系继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并表示中缅边界问题“更接近于达到双方满意的解决”。

周恩来对于中缅边界问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1957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查阅了汉代以来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周恩来还向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郑洞国等了解了国民党时期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情况。周恩来听说曾任民国政府界务委员的尹明德，曾在1926年化装到边界北段的江心坡进行考察，并且几十年来从事中缅边界的研究，十分钦佩，把尹请到北京来，当面询问详情。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了许多资料和地图。为了搞清楚问题，周恩来经常忙碌到深夜。

周恩来还调查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原因。他还研究了边界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周恩来把所获得的全部资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做了研究。

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议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租界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在座的有陈毅和廖承志等人。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小小的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于祖国领土问题考察之细致入微。

1957年3月16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专题报告。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在开会前的一天，再一次约见了尹明德、王季范、于树德以及云南省副省长龚自知，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会议前，周还同史学家金灿然一起研究如何划界。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地研究。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的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在主席台上挂起了中缅边界情况示意图。周恩来详细地讲解了历史上地图的变化。在中缅边界问题中，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是南段的“1941年线”。虽然它是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但是我们还要承认。周恩来不得不作了详细解释：“如果否定1941年线，就要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这就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是可以改变的，绝不是一个条约为止。‘1941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是已经签订的边境条约。而这个地方两国都不是直接统治的，我们按照现在办法解决，比否定了重新划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1941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个否定。”

在中缅边界北段，中央采取了较低的方案，只提出归还片马、岗房、古浪3个寨子，而不再提出过多的要求。针对不少政协委员提出异议的状况，周恩来耐心地作了解释，说明中国政府的目的是求缓和，避免引起紧张局面。中国和缅甸现在是友好国家，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能过高，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采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

1957年2月4日，周恩来收到吴巴瑞的来信。在来信中，吴巴瑞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缅甸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状况，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地由缅甸支配。在吴巴瑞的来信中，仅有的修订，是在北段把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50平方英里土地交还给中国。对此，周恩来没有马上答复。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