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对于雄心勃勃的邓小平来说，要想启动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区区1.67亿美元，聊胜于无——到30年后的2008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7万亿美元，整整增长了一万倍。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迅速拯救中国经济。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这一次邓小平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

邓小平曾在一次与中央有关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金属、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都可以尽快开工。根据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备。

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招商引资成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据《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披露，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属于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国外资本闻风而来。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尽快来考察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放宽国外记者的采访审批权。《日本经济新闻》驻北京记者冈田抱怨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广西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他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最有远见的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它在一篇文章中大胆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从长远看，“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20多年后，这则预言终成现实。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政策环境动荡不明、基础工业设施极端落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他的新闻稿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数十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