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

门丁敲诈引发的血案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月，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向清廷奏报：

门丁之弊更甚于胥吏，上年抵粤，即经严札通饬将大小官员衙署沿用签押稿案名目一律禁革，讵料仍有署广西桂林府全州州同刘荫琛，纵容门丁，串役诈赃情事。据事主蒋志道等分呈控告，当将门丁李云甫、李松甫提省，并传原告蒋志道等到案，由桂林府知府吴征鳌督同谳局委员研讯，据李云甫、李松甫供认，串同书办蒋吉安借案吓诈，得赃三起不讳，并据原告蒋志道等质讯确凿。值此禁用门丁严防诈扰之际，非严惩一二，不足以儆效尤。当将李云甫、李松甫二犯亲提正法。该署州同刘荫琛知情故纵，请旨即行革职，发往新疆效力。

这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原来，各官衙及大官僚私人雇佣的门丁仗势勒索早成晚清之积习。岑春煊到两广后，即下令禁止官衙使用门丁。但就在这时，全州州同（州同为知州之佐官，从六品）刘荫琛的两个门丁却顶风违禁。据事主蒋志道举报、控告，因为卷入了一个案子，刘州同的门丁李云甫、李松甫和书办（胥吏之一种）蒋吉安串通，对自己借案勒索敲诈。经研讯属实，岑春煊认为对这两个顶风违禁的门丁应该严惩，以儆效尤。于是将二犯“亲提正法”。至于州同刘荫琛，因为属于朝廷命官，岑春煊向朝廷请旨，将其革职，发配到新疆。

岑春煊另外又奏称：“此等积弊，恐不独两广为然，可否仰恳明降谕旨，将大小衙门沿用门丁之弊永远革除，庶得稍肃官箴，藉苏民困。”

门丁之积弊人所共知，“稍肃官箴，藉苏民困”的说辞也非常正大，殊不料，这一封奏疏却在朝廷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刑部的疑问：就地处斩，除弊还是立威？

起初一切似乎都显得风平浪静。清廷将岑春煊的奏折批交政务处，政务处即依岑氏之请，通令全国，禁革门丁。看来，岑春煊在广西的此番作为又要成为整肃吏治的先进典型了。

然而，岑氏之奏折却引起了中央一个重要部门的不满。这个部门就是刑部。清王朝的中央司法机关有三，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俗称“三法司”，互相制约，但因刑部享有审判权和复审与执行刑罚之权，实际权力最大。而按照清朝司法制度，对死刑一直采取复核审转制度，京师以外的死刑案件，都由案发地的州县进行初审，经府、省查验后，由地方的军政首脑即巡抚和总督上报中央，三法司再进行复核，并提出意见，向皇帝呈奏，由皇帝作出终审裁决。

现在，读者想必已经明白，岑春煊将两个涉嫌勒索百姓的门丁直接“宣判死刑”，就地处斩，实际已违背了清王朝之法律。

正是有鉴于此，负有审判权的刑部认定岑春煊任意杀戮的行为是在破坏法律之尊严。因此写了一个参劾的稿本，准备上奏，要求朝廷申明律令、慎重刑章，给岑春煊以应得之处罚。这份奏稿写得十分精彩，有必要录其要点。奏稿先表示，“该督奏请禁用门丁革除积弊，持论极为正大。业经钦奉谕旨着政务处通饬照办，各省自应禀遵办理。”毕竟岑春煊表白的动机看起来很美，刑部也不能不先赞上一笔，但接着笔锋一转曰：“抑臣等更有请者，除恶固在用猛，而折狱贵持其平。……岂容任一人之喜怒，而破坏法律乎？”

“除恶贵在用猛，折狱贵持其平”，不讲公平公正，法律之尊严就会荡然无存，这是此份奏稿的要点。那么，岑春煊将门丁就地处斩是否持其平了呢？奏稿说：“此案李云甫、李松甫，以门丁串同书办，藉案吓诈得赃，自属有干法纪。……死罪皆应具奏，成宪昭然。乃该督将李云甫、李松甫亲提正法，并不先行奏闻，已属显违定律。”门丁违法当然应受惩戒，但应受何种惩戒，是否该死，不是应通过法律规定之正当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吗？

奏稿又说：“虽广西现有军务，惟该犯等既非军营获罪，又非强盗案件，断无援照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处决之理。况详核案情，该犯李云甫等身死门丁，藉案诈赃，应照蠹役诈赃科断。例内载明：蠹役恐吓索诈，计赃一百二十两者绞监候；若吓诈致毙人命及拷打致死，应分别问拟斩绞立决。情节各有轻重，审拟自有等差。乃该督并未讯明该犯等人计赃数若干，仅含糊叙以吓诈得赃一语，其为得赃无几可知。……以索诈得赃之案，遽予以决不待时之诛，设遇案关诈赃毙命，该督又将如何惩办？”所谓“广西现有军务”，是指当时广西的会党分子和游勇正在起事，而清廷为了迅速安定秩序，对有军务的地方长官往往授其便宜行事之权。但奏稿指出，门丁并非在军营中犯罪，此案也不属强盗案件，便宜行事之权在此处是说不通的。奏稿又详引清朝律例，说明门丁索诈，即使金额达到一百二十两之多，也才给予“绞监候”，相当于今之死缓，尚未到“斩立决”的程度，只有若因敲诈闹出人命，才会加重处罚，判其死刑。而现在岑春煊叙门丁之罪，连其得赃多少都含糊其辞，却将其就地正法，违法之处堪称昭然若揭。

奏稿的结论是：“总之，断罪以律例为凭。……乃该督审办此案，并不具引律例，事后朦胧具奏，假除弊为由，以掩其敢于杀人之迹，任一人之喜怒，草菅人命，不复顾法律如何祖训如何。……若如该督办案，生杀皆可任意，变乱成法，悍然不顾，隐启外重内轻之渐。此风一开，设使各省群起仿效，无论案情轻重，皆得藉口严惩一二，率援此案，亲提正法，以张其杀戮之威。……将一年之中，冤狱不知凡几！”这段尖锐的措辞直指此案之要害：岑春煊任一人之喜怒，草菅人命，到底意在除弊还是为了个人立威？如果其他地方的总督巡抚们纷纷仿效岑氏所为，任意杀戮，岂不是要造成无数冤狱？

清王朝就地正法之由来及积弊

“就地正法”，喜欢古装戏的当代人并不陌生。如果按照剧情设计，成为就地正法之鬼的是恶贯满盈之徒，屏幕前的观众还能从那凌厉的刀锋中得到一种快意。

然而一个事实是，即使在传统社会里，“就地正法”也是非常之举，属于“越轨”的权宜之计。

清王朝一直坚持对死刑执行复核审转制度，最终裁判权掌握在皇帝手里，这固然可以说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看重人命的体现。但这种制度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即因程序繁琐，往往会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将犯人押解至京城终审，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死刑复核审转制度用之于平日，既已有类似麻烦，如果碰上战乱又会如何？于是，“就地正法”制度应运而生。

《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一段话说：“惟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咸丰三年即公元1853年，正是太平军起事之第三年。面对太平军掀起的浩大声势，咸丰皇帝病急乱投医，不惜自坏法制，以皇帝诏旨的形式授权全国各级地方官，可以不管法律规定之程序，对抓获的“土匪”即行“就地正法”，试图以此威慑造反者。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