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朝廷有意清理火耗，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的主要思路是“火耗归公”，由各省固定火耗的标准，用法定的形式在正税之外加征，不允许多征多收；收上来的火耗由省里统一支配，在弥补白银的损耗外由各级官员平分。应该说，这个改革方案照顾到了各方面的利益，且有将“陋规”升级为“法律”的建设性意义。结果有官员预言火耗归公后，各地官吏只会在归公的火耗之外加征新的火耗，对百姓无益。果然预言成真，火耗改革只是徒然提高了正税，各地都征收新的火耗，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

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就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书吏可以向当事人索要“纸笔费”、“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等。总之每个细微的环节都要向老百姓索要贿赂，最后逼得老百姓有事都不敢找衙门，都习惯私了。这是司法上的陋规。

我们再说说组织上的陋规。各级官府都有完整的机构和编制，理论上官员上任轻车简从，人到了就行。可明清时期，地方长官上任都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套工作团队：协助决策的有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具体事务的有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稿签”、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左右的“跟班”、对外联系的“执帖”等，统称“长随”或“长班”），等于自己又招募了整套政府班子。原来官府中的相关人员就变成了这套团队的助理和帮闲了。长官通过自己团队掌控政务的权力就是一种陋规权力。

康熙二十五年，朝廷宣布：“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准带家人五十名，藩、臬准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带三十名，同知准带二十名，通判、州、县准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准带十名。”这就默认了私人政府团队的存在，部分承认了长官们的陋规权力。而这些幕僚和跟班们依附在雇主权力身上，获得了治理政务的衍生权力。这种陋规权力不小，收益也不少。《官场现形记》通过一个钱典史的嘴，道出了这些人的陋规权力：“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地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

《清代野记》中则有一则幕僚误事的笑话，最后说来与读者一笑。

光绪初年，河南镇平县出了一件盗案，是大盗王澍汶所为。一段时间后，幕僚们报告知县说王澍汶抓住了。知县方某，是少年进士，一上任就是地方实职，不知道怎么做，处处仰仗幕僚班子。审理案件时，见刑名师爷东涂西抹，与王澍汶的口供多有不符，就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该幕僚说道：“我等都是老资格了，大人你才初出茅庐，不知其中玄妙啊。”方知县就不敢再问了。等到王澍汶绑赴市曹要开刀问斩了，突发事故了。王澍汶一出狱，即大声呼冤。囚车驶出城隍庙街，控制不住，直接闯入了城隍庙中庭下才停止，而王澍汶仍然呼冤不已。恰巧被巡抚大人听到了，命令将案子重审，结果发现要斩首的王澍汶并非真身，而是假冒的。原来为了破案，衙役抓住王澍汶的娈童，要他假冒王澍汶，教他供词，骗他说王澍汶已经为他谋划好出狱的门路了，只要照做就不会有事。那人就冒充了王澍汶，等到发现真要被推出去斩首了，才知道被骗了，高声呼冤不已。此案最终被刑部提讯，刑名师爷下狱，知县方某革职，断送了大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