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曾经是一个虚幻的梦……

　　那年，我六岁，见别的小朋友都背着小书包上学了，也缠着母亲要上学。母亲就背我去报名。学校老师一看我瘫软的双腿，为难地表示收下我有困难。虽然母亲说了好半天，可终于没报上名，我委屈地哭了。为什么我上不了学呢？我能数到一百，能写自己的名字，还会写好多的字。母亲哄我说：“乖，不哭，咱以后上大学……”大学是什么呢?大学很大吗?我不知道，没读过几年书的母亲也说不太清楚。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大学是一个美丽、神秘的地方。后来，我拄着双拐上了小学，又上了中学，我总忘不了母亲说过的那句话，“以后上大学……”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看着同学们都在为生活即将展开新的一页而激动、而兴奋，我的却心冰凉冰凉的。我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要和同学们分别了，学生时代就要结束、也许永远永远结束了。等待我的是什么？眼前只有一片茫然，路在哪里呢？我不敢奢望大学会接受我这样一个拄着双拐的学生，不敢。

　　我毫无目的地参加了高考，不假思索，也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填了自愿。交上去不一会儿，收表的老师叫了起来：“我反复交代该怎么填，看这，三个自愿填一个学校怎么行？这后两拦不就报废了？”我拄着拐默默地走到他身边，他这才看表的姓名，“哦，是你的……”就不再说什么，收了自愿表。要换了其他同学，一定会被训一顿，然后换表重填。而对于我，自愿没有丝毫的意义，这谁都明白。我直觉得鼻子发酸。

　　我的高考分数居然上了本科录取线。到招生工作快结束的时候，省招生办电话通知我去一趟。我的心好跳啊：叫我去干什么？难道真有奇迹发生吗？……母亲陪我匆匆赶到省城。我觉得自己的两条腿不那么沉重了，拐杖敲击水泥地面的声音也很悦耳，象在为我欢跳的心伴奏。母亲几次叫住我，让我慢点儿，别摔着了。

　　我们赶到招生办，一位身着中山服的同志接待了我们，他是某大学负责招生的，因为我的三个自愿都是他们学校，分数还不错，想见见我。一见我这样子，自然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他随便问了我的一些情况，眼睛不停地审视着我的残腿、我的双拐，这是一种让我十分害怕的目光。我无话可说，只有母亲还在可怜巴巴地向他求着什么。我什么也听不见，脑子空空的，耳畔嗡嗡地响着。……寒意从四面墙角袭来，我感到好冷好冷，真的冷到心里去了。

　　从招生办出来，心底酸酸的，象是刚做醒了一场美梦。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母亲的陪伴。我忍不住要回头去看那高大的建筑，母亲问：“您看什么呢？”我没有回答，走了几步，仍旧回头。泪涌了出来，眼前的一切模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的大学，曾经是一个悠长的梦……

　　辍学在家，生活是安适的。没有了高中住校时那潮湿、杂乱、六七个人挤在一起的寝室，没有了天花乱堕的吹牛皮和五音不全的歌声，没有了紧张考试后的蒙头大睡，没有了三分钱的白菜汤上浮着的一星油花，没有了衬衣领口上油腻的汗渍，没有了寒冬从破窗户里吹进教室的冷风……

　　生活是安适的，有母亲的精心料理。我从一个斑斓的世界，走进了自己的小天地——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窗前一张书桌，桌子下是母亲泡菜的坛子，窗外是一块菜园地。坛子里时常释放出腌咸菜、泡萝卜发酵的气味；菜地里的青菜绿了，茄子紫了，葱头上顶起一个蒲公英样的小花球。园子一角，一棵背阳的梨树孤单地开着一朵苍白的小花……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我总是很早就起床，点起蜡烛，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本本英语书里，有时甚至一天记上百个生词，我幻想着有一天可以成功。可我很软弱，老是管不住自己的心，每每听到附近小学的上课铃，便久久地发呆。我的小屋窗户偏西，太阳光老是照不进来，而小学校的铃又总是那样不停地响，阵阵敲痛我的心。我终于没有自学成才，蹉跎了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

　　有一个邓朴方，出了个张海迪，是全中国残疾人的幸运。健全的人们这才发

　　现，原来在那些残肢里，在那些失聪的耳朵里，在那些蒙上阴翳的眼睛里，竟然拥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竟然蕴藏着超常的耐力和能量！于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应运而生，于是大学的门也向残疾考生挪开了一道缝……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