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突然和意外，得了一种怪病，医生要我住院。从此，我的名字就被"19床"替代了。

　　这里就属护士小姐最忙碌。她们从头到脚一色白。不管哪"床"呼唤了，只见过道里一闪，一个白影，一路小跑过去了，真像天使下凡。这时，我觉着她们都很青春、很漂亮、很可爱。

　　与之成对比的是医生，永远那么严肃，且做思考状。同病人一天只打一次照面，说着让人怎么也听不明白的"医学话",后面还跟着好些"白大褂",更添气势。这沉重大概是责任使然。还有什么比掌控生命更庄严呢？

　　这里是个专科医院，收的全是"神经内科"的病人。我所在这个病区的，多是四肢不听使唤，也有瘫痪在床的。我是"颅神经型",看书、吞咽、说话都不行了。医生说幸好没到呼吸肌，否则你就不是"19床"了。好在我四肢无碍，过道里穿蓝条病服的走路大都一瘸一拐，唯我"胜似闲庭信步",招得不少"蓝条"前来讨教。

　　农民工

　　我住的病房是个二人间。"邻床"是一个从厦门打工回来的农民工，四十过点，正是干活挣钱的年纪。忽然左下肢无力了，日益严重，就拄着个单拐回家了。他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病治好，进了这个省里顶级的大医院。

　　他家在农村。家里有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高中，一个初中。正是人生中"爬坡"的时候，难怪他下这么大的决心。

　　他告诉我，天南地北，在外面打拼快二十年了。花十多万块钱，把家里的房子盖好了，有二百多平米。这几年又攒了几万块钱，再加上"农保",就没有顾虑看病花钱的事了。

　　每天上午检查、治疗。下午没事，就有两个伙计来找他摆龙门阵。和他一样，也是农民工，来这儿后认识的，得了相似的病。说起来家庭、经历和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自然就很投机。

　　他们都见多识广。浙江、广东、新疆都去过。问他们最远去过哪里。有说伊犁，有说霍城，一个还去过"那边"的什么什么"斯坦".都是我只听说过的地方，自然很感兴趣，就不断地提出问题。我这个书生模样的老头，如此谦卑，且饶有兴趣地倾听，让他们很是自豪，越说越带劲。我们的这个"座谈会"总是很热烈。

　　每早，病友都拄着个拐去外面买张报纸。下午，什么奥巴马啦、伊拉克啦，他们也随口而出，而且言出有趣。此刻此景，不知触动了我的哪根神经，几十年前的一幕奔来眼底，让我提出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农民里有文盲么？他们都说没有。我记起的是解放初期，我还是个初中生，下乡扫盲的情景。那时乡下的青少年大多不识字，该是他们的父亲那辈人了。只两辈人，"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正应了时下流行的一句台词。

　　一个多星期，病情检查得差不多了。一看"缴费清单",每人都是一万多，靠两万。这病还没开始治呢。他们问，到底是什么病呢？治好它要多少钱呢？没有确切的回答。一商量，算了，出院，另找门路。

　　三个病友都走了，带着失望，也带走了病房里的快乐。

　　怪谁呢？面对着医药这个"深洞",只怪他们荷包里的那笔"巨款"的"含金量"太低，"血汗量"太高、太高啊！

　　农民

　　在病区的过道上踱步，从一间间病房的门前过。偶然一瞥，里面的人向我频频点头，看看左右，并无旁人，就进了门，趋前致意。

　　眼前，是个半百的老汉，病床上卧着一个妇人。床边立着一个编织袋，上有"饲料"两个大字，里面放着衣物。

　　老汉愁容满面，越显憔悴。我指了指床问道："你的老伴？"他点点头。"什么病？"就这样问答下去，我知道了个大概：他们从简阳来，农民，有个儿子，在双流城里打工。

　　"病得恼火，娃儿叫上来，给挂了个专家号。"

　　"医生叫住院，娃儿给缴了1000元的押金。医生说只能住三天，叫娃儿去找钱。"

　　"身上？有点钱。这几天的吃喝，回去的路费，有。看病，没有。"

　　"娃儿说，松活点了就回去。他要下个月才关得到钱了。"

　　我给他出主意说：来一次不容易，和你儿子商量，想法先借点钱，把病看了。回去找"农保",还能解决点钱。他说：没得"农保".

　　这话不对。我立马返身回自己的病房，对"邻床"说："你说'农保'最多可以报两万，'41床'那个老汉他不知道。你赶快去告诉他。""邻床"说："'农保'是一个县一个样，也有的县大概还没实行吧。"

　　我很无奈。第三天，带着几个苹果过去，想对他们说一句"平平安安".及至，已是人去床空。

　　小孩

　　一天晚上，过道里一下涌过来十多个人，里面夹杂着"白大褂".急急忙忙，紧紧张张，一个小孩被推进了对面的病房。紧接着，又陆续有仪器、机器推进去。

　　病房里面一片忙碌。房门口站满了人，有大人，有小孩。人人的眼睛都朝里望，挪动身子，踮起脚尖，想看到那孩子。只有一对中年男女，却背对着那门，朝着我这边，抹眼泪。我想必是那孩子的爸爸、妈妈。

　　几个小孩，满脸的惶恐和无助。一个瘸腿的小孩，利用他身高只及别人腰的优势，钻进来，钻出去，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是同学或玩伴吧。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人虽多，但都屏住气，鸦雀无声。只有一个穿着时尚的女士，对家属和小孩指划着，和医护人员沟通着。

　　这一夜，我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过去看看。

　　孩子微喘，但平静地睡着。口、鼻、喉、手、足上都连着管子。机器低声嗡嗡着，仪器的显示屏闪烁着。床对边，屏风似的立着四个大人，疲惫木然，其中就有前面我已注意到的两位。我问：孩子多大了？答：19,要考大学了。又问：从哪里来？答：崇州。爸爸或妈妈的回答，都是言少语拙，是很本分的工人，从他们身着的工作服及其上印的厂名、标识也可佐证。

　　我看看床头上的牌子，一见"格林巴利"四个字，心头一动。

　　"我就是这个病。"我立即向他们宣布，"不要着急，你们看，我好好的。"说着，向上伸了两下胳膊，向下踢了两下腿。请原谅我的"误动",因为我无法展示自己的眼睑和咽喉，来宽慰他们的焦虑。那一霎，我看到四张乌云密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阳光。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