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黎元洪并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士兵逼着出任湖北都督的旧军官，但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迅速转变态度并逐步坐稳了湖北都督的位子。民国后，黎元洪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断迫害并残杀之前拥他上位的革命党人，由此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怒并决心将黎元洪赶下台。

　　张振武被杀后，一些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等人秘密潜往湖北设立秘密机关，名字就叫"振武会".他们一方面不断揭发黎元洪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也积极与军队、江湖会党密切联络，应桂馨当时即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

　　1912年10月1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的周年纪念日，按计划，湖北革命党人打算策动武昌城外的南湖马队于当天暴动，但很不幸，起事尚未发动即被黎元洪侦破，带头的革命党顾斌、顾开文等人被抓获后很快被处决。南湖马队得知后仓促发动起义，结果被黎元洪军队残酷镇压，总共有几百人被杀。事后，黎元洪发现应桂馨也参与了这场暴动，于是下令通缉抓捕，应桂馨得讯后慌忙逃回了上海。

　　得到黎元洪的报告后，北京的袁世凯也意识到江湖会党对民国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帮会屡屡与军队相勾结，其危害更是不容小觑。熟悉辛亥年故事的人都知道，当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新军与江湖会党的三方合力，这次的湖北暴动也可以说是武昌起义的翻版。为此，袁世凯于9月29日发布《大总统令》，要求各省都督、民政长严查各地帮会，如有发现，即强令解散，如不服从，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在此情况下，已在各省占据权位的革命党人也有意识地拉开了与江湖会党的距离，这让应桂馨等人感到极度失望而愤恨。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和江湖会党曾在革命时期密切合作，但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成为时代的"红人"并获得了让人艳羡的职位，社会地位迅速提高，而帮会中人则因为自身素质的问题而令社会反感并被日益边缘化。这样截然不同的待遇，让帮会中人不免心理失衡，并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

　　应桂馨被捕后，在一次庭审中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就很有代表性。

　　当时爱礼司问："你自己有会否？"

　　应答："有。"

　　爱礼司问："何会？"

　　应答："共进会。"

　　爱礼司问："为何设此会？"

　　应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

　　爱礼司问："青红帮是何组织？"

　　应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礼司问："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

　　应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礼司问："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你要设共进会？"

　　应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礼司问："孙文来沪时，你可记得？"

　　应答："记得。"

　　爱礼司问："孙到上海时，你可曾照料？"

　　应答："曾照料。"

　　爱礼司问："如何照料？"

　　应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礼司问："你是否与孙文一起赴南京？"

　　应答："是。"

　　爱礼司问："其时即派为庶务长吗？"

　　应答："在沪时即委。"

　　帮会分子毕竟是帮会分子，这些人自以为是有功之臣，革命成功后理当获得奖赏，但各地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获得的一些好处被逐步剥夺。在力争无果的情况下，帮会与地方政权的矛盾也就日益激化。

　　袁世凯发出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后，帮会问题变得日益敏感，而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却对他们的处境坐视不闻，甚至共同参与打压。在共进会活动最频繁的浙江，原为革命党阵营的都督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他认为共进会中"莠多良少，恃众横行",为维护浙省秩序，省内共进会分支必须解散，否则逮捕法办。就在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浙江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余人，并全部处决。南方其他省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如江西都督李烈钧对省内"洪江会"痛下杀手，一律清剿；云南都督蔡锷、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等也都明令昔日的"革命盟友"立即解散，否则严惩不贷。

　　革命党人的做法，让帮会人员感到愤愤不平，心态日益失衡。在他们看来，袁世凯对他们这样也就罢了，但革命党人也这么干，就未免有些"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了。想当年，他们这些人也曾跟随革命党人出生入死，为推翻清廷甘冒杀头的风险，如今革命胜利后，好处都被他们拿走了，他们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被不断地排斥打压，日子过得还不如从前，这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况且，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非但没有伸手拉他们一把，反而转过身去，不理不睬，这如何不让他们由愤生恨，并产生报复的念头？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包括青洪帮在内的江湖帮会被悉数排斥，而作为其中的主导人，宋教仁难免成为应桂馨等人仇恨的对象。不过，宋教仁在湖南会馆出殡时，应桂馨还在现场照料并颇为殷勤，可谁又料到，他竟然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呢？

　　对应桂馨这些人的情绪，有个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就是刺杀宋教仁案中的另一个主角--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就在湖北革命党人的暴动失败后，洪述祖受袁世凯之命南下调查与各省地方政权关系紧张的江湖帮会。在与应桂馨展开接触后，洪述祖很快发现，江湖会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不但能在帮会中打进一个楔子，而且可以离间他们与革命党人关系，同时又为袁世凯政府所用。

　　洪述祖的办法也不复杂，无非是诱之以金钱，授之以地位，但这招对应桂馨这样的人却十分管用。因为帮会中人原本就没有什么神圣的革命信仰，他们无非是社会鼎革之际的投机分子，一旦投机失败，必然要另寻出路，而这些恰好是洪述祖所代表的袁世凯政府所能给予的。由此，应桂馨等人迅速与袁世凯方面靠拢而与革命党人分道扬镳了。

　　袁世凯之所以要收买应桂馨这样的人，主要也是因为江湖会党向来是难于控制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他们与革命党人结成同盟的话，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可预料的政治突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像共进会这种帮会组织，如能解散固然很好，要是能加以利用就更加理想，而这也是洪述祖南下的主要目的。

　　在南北政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袁世凯收买应桂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利用应桂馨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为北京方面收集革命党人的情报。事实上，当时应桂馨的面目并未暴露，至少在表面上，他与革命党上层，如陈其美等人的关系还算密切。

　　有了袁世凯这样的新靠山，应桂馨自然是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据洪述祖的报告，应桂馨表示今后服从北京政府，"情愿效力自赎".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革命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帮会触角又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这为应桂馨收集对方情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收买的应桂馨实际上成了袁世凯政府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中间的一个"双面间谍".如果平衡玩得好，应桂馨自然是左右逢源，由此实现个人飞黄腾达的目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