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美国将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变为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执行机构，并且保留了几乎全部局级以下领导人，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机构完好无损地得以保留。

　　在经济上，在美国的保护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当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赔偿对象的军需工厂又重新恢复生产，为美军侵朝战争的需要而大量生产枪炮子弹和军需物资，日本成了美军侵朝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和补给基地。日本正是利用“冷战”后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社会阵营对立的时机，把赔偿转变为对本国经济复兴的援助。

　　在军事上，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意图逐步明朗化，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变换手法得以保存和发展：第一，用旧军官充当警察，到1950年7月，日本建立了以现役军人为基础的7.5万余人的警察预备队。第二，以扫雷需要为借口，日本于1948年5月成立海上保安厅，编成1万多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新增编0.8万余人，实际上组成了一支小型海军，并成了后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前身。第三，残余军国主义团体组织发展壮大，到1952年，以原将军级和上校级旧军人为主的日本军国主义团体有60多个，他们大多是极右翼派，不断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翻案，主张重整军备。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冷战”政策的需要，美国颠倒是非，在《对日和约》中不承认日本1941年12月8日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使日本多数青少年只知道本国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而对日本当年对中国和亚洲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却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误导使日本残余的军国主义思潮得以继续扩大。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社会被搞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毫无正义可言，结果使日本国民没有像德国国民那样有一种负罪感。

　　民族文化性格传统是日本右翼势力日趋猖獗和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民族文化性格传统，是日本右翼势力日趋猖獗和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赖肖尔在其所着《日本人》一书中说，日本地处亚洲东部一些散乱的岛屿上，四周是大海，在交通工具不发达之前，日本民族长期生活、困守在这些狭小的海岛上，所以，“日本人表现出胸襟狭窄的国民性格，特定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这一特定的文化性格。”

　　第一，“神道”是日本的国家宗教，并被确立为一种政治制度，成为日本近代向外侵略扩张的思想理论根据。直至20世纪80年代，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头脑中的神道教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说：“日本人自天照大神以来，他们一般都优于西方和法国人”.美国学者伊恩·伯鲁马在其《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大和民族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东京的靖国神社，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正式行动是大和民族主义事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不合理的民族神秘主义的危险能够导致在国内产生独裁主义和在国外发生冲突。”

　　第二，日本是天皇的国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代表，是人间的神。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不但是国家元首，而且是主权所在。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铭刻在日本国民的灵魂之中，如同一种宗教的观念意识，“皇国至上，天皇极尊，四海万国皆为臣仆”的对外侵略口号，曾把日本民族引向对外侵略的歧途。

　　总之，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国家为主要内容的皇国史观，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文化性格中狭隘、狂傲、自私的一面，在对外政策上则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和贪婪的占有欲，这是近代日本屡屡发动对朝鲜、中国等亚洲各国侵略战争，且始终不曾悔改的重要历史渊源。

　　（单位：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