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14日上午8时许，一支武装的解放军开到广州市29中，宣传和检查执行“七·三布告”和省革委会“七·一二布告”的情况，并要求拆除制高点和收缴武器。但他们遭到造反派群众的包围堵截。广船工人也赶来支援了，人群爬到军车上起哄，并关上校门，把校内和校外的军人分割开来。解放军开枪示警，但群众仍然不散。这时，解放军便朝造反派人群开枪了，当场击伤12人，击毙三人。

　　事件对造反派震动极大。7月16日晚，广州红旗各大组织的代表在文化公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7月17日下午在文化公园中心台开追悼大会，以“反翻案，反镇压，誓死扞卫毛主席”作为口号，并准备会后抬尸游行。

　　其中一位死者的父亲发表声明：一、明天8时半有关群众组织为我儿子杨××召开的所谓“追悼会”我已决定不参加、不发言。二、坚决不准将杨××抬上街游行，否则一切后果由主持者负责。三、更不准将杨××用药水防腐，继续蒙蔽群众。四、强烈要求省市革命委员会、军管会责成有关群众组织将杨××尸首交回本人处理。五、坚决支持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十项决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死跟阶级敌人做坏事的人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任何人都不能在杨××问题上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

　　解放军也加紧了对造反派据点的扫荡。7月15日，警司强行拔除登峰南路60号的旗派据点。同日，广州地区八万军民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社论。24日，广州15万军民再次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坚决拥护贯彻“七·三布告”.

　　造反派还在作着无望的抵抗，不肯轻易从制高点走下来，也不肯轻易交出手中的武器。省、市革委会广州地区检查组第二号公告称：“近日来各群众组织清理上交了部分武器装备、车辆，但上交的武器大都是自制的，而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上交的很少。有的抢夺的国家财产至今拒不送还。”公告警告各造反派组织：

　　立即将抢夺和自制的各种武器装备上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拒不交出者，人民解放军、专政机关、工人纠察队、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治安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有权采取强制性行动。顽抗者，严加惩办。

　　至7月17日，广州市的交通基本恢复，人民汽车26条线路，大致恢复行驶。警司拔掉了90个制高点和据点；收缴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

　　与此同时，一个“彻底摧毁陶铸在广东第二套黑班子；砸碎地方主义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市掀起。由广州工代会、工革会、广州红代会主编的小报《直捣中南》，连续出版“捣毁原中南局黑司令部专刊”,开列了一份黑名单，把原中南局监察小组副组长闵一帆、原中南局工交政治部主任车学藻、原中南局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张天陶、原中南局经委副主任张逖、原中南局工交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金阳、原中南局计委副主任杨震等人，列为“第二套黑班子”的主角。

　　而对广东省委，也开展猛揪“第二套黑班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田夫；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张根生、李子元；原省委监委副书记曾昌明；原省委常委王阑西；原省委统战部部长罗范群；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越平；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等人，统统被扣上“陶铸在广东第二套黑班子”的罪名，再次受到批斗。

　　7月13日，广州军区发出布告，对原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实行军管。同日，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对上述干部实行监护。张根生后来回忆：“‘七·三’、‘七·二四’布告后，省委书记、常委、副省长、厅局长，一天就抓起40多人，我和这些同志都长期一起工作，互相了解，怎么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

　　7月22日，旗派的群众把一批中南局、省委、省人委、市委等单位的干部“扭送”到警司，其中有原中南局梁嘉、吴南生等人；原省人委何世镛、庄岐洲、李健璇等人；原市委华嘉、高金榜、苏烈等人；原省委方骏、鄞庆云、谢强等人；还有左洪涛、崔文涛、龙康侯、金应熙等，共54人。

　　群众扭送干部到警司，很快发展成一股浪潮，蔓延到许多单位。7月13日，原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一民被扭送到警司。7月26日，文化系统把陈东、杨奎章、靓少佳、廖冰兄、尹积昌等34名所谓“反动艺术权威、右派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押到文德路、北京路、中山路进行游斗。

　　9月份转入“深挖狠批”以后，仅当时省委宣传部一个单位，就挖出了所谓“叛徒、特务、隐蔽的‘四类分子’”共12名，等于8月份以前揪斗的总数。原省直机关共揪出了“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823人，约占总人数的10%.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州市仅工交战线被抓起来批斗的人数，就高达7010人，以致10、11月份广州市自杀成风。

　　据广东省革委会的统计，1968年10月至11月7日的不完全统计，广州市发生自杀121起（死亡98人，未死23人）。10月份连续发生四起全家或夫妻自杀案。省教育系统在十天内发生六起自杀事件，华南工学院甚至一个晚上发生两起。情况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