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就是人活动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但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然后铺陈出来，洋洋洒洒。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顿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煺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进，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有好几次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跟后来的革命相比，是一场烈度不大的革命，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可能性的一场革命。它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变数加了进来，历史行进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确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叁岁的小皇帝溥仪之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跟政治有关的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少年亲贵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几乎所有人因他的遭际同情他。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特别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以及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求新知的热情，理所当然地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很可能，立宪派出于对少年亲贵的不放心，因焦虑而萌发的提前立宪的动机，就不复存在了，即使照样有立宪情愿，光绪的应对也应该很不一样。其实，在当时，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少年亲贵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几乎所有人因他的遭际同情他。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特别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以及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求新知的热情，理所当然地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很可能，立宪派出于对少年亲贵的不放心，因焦虑而萌发的提前立宪的动机，就不复存在了，即使照样有立宪情愿，光绪的应对也应该很不一样。其实，在当时，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几个不怕死的党人精英，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把当时威力最大的黄色炸药运进北京，经过测试、安装，并侦察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鸦儿胡同旁边挨着银锭桥的一座小桥。刺杀方案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如果安装时不出意外，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从那儿经过，炸药一炸，所有人都活不了。可是，就在前一夜他们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影晃动。如果在别的地方，也许当地人没那么爱管闲事，也就没事了。但是，北京人从来都好事，太有公益心了，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于是嚷嚷起来，结果居民自治组织上报警察，事情败露。结果，汪精卫等人功败垂成。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动作越大。因为当政者虽然也担心改良会损及他们的权势，但真正害怕的还是革命，因为按当时革命的宣传，革命党人恨不得把当家的满人寝皮食肉，一旦革命发生，统治者就会鸡飞蛋打，片瓦无存。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实际上的皇帝，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按道理，政府的改革应该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塬先那样轻举妄动。不那么深地得罪立宪派，统治的基础就比较稳固，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可惜，这个变化，就被一泡屎给毁了。那怎么办，谁让此时此刻此地，就有人要出来拉屎呢？
辛亥革命的第叁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已经定好了几天后发动起义，发动前夕，领袖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哥儿几个仓皇逃命，将印章、旗帜、手枪甚至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多半能将事情按住。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叁个，把人头挂在城头示威，这等于给革命造反做了最好的动员。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事变被酿成。更糟的是，事发当口，瑞澂这个临事而惧的草包，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舰长的话（其实是自己想跑），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钻狗洞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也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革命党领袖死的死，走的走，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守下去，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实际上，如果9日那天革命党人试制炸弹没有失败，起义按部署进行，还真的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效果，好些士兵没有了杀头的威胁，未必会参加起义。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某些革命士兵也炸了窝，枪响之后，他们的同志居然没有响应。所以，1911年10月10日起义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