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时的清政府，拼命收权，把行政权收到满人手里，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手里，大错已经铸成，在各地发言权最大的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起了警觉，吸取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政府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煺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历史不给清政府机会，但是却给了袁世凯机会。只是袁世凯的机会，也不见得像某些史学家讲的那样，一点变数都没有。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叁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一半，再加上已经起义的山西阎锡山的力量，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北方也成了革命党的天下。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唿，也不好说。但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这天早上，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不明就里的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被倒向清政府一边的张作霖逼得出走大连。刚刚还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显然，这位号称士官叁杰的吴禄贞过于自信，过于自信自家的魅力，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当时吴禄贞遇刺时，身边一个可靠的卫士都没有。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逼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即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此时的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不认可南北和谈的结果，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所以，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到了革命党人的暗杀。在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装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叁颗却有一颗未响，而且准头不够，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炸弹如果扔得准一点，马车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了辫子。这样，后来的事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历史是多么的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此前新政的成果，在革命爆发之际，余荫尚在。所谓革命的形势，仅仅是在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台之后才形成的。以至于此前4月份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发动的广州起义，还是一败涂地。非常同情立宪派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尽全力扑灭了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