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海楼外观
1948年底至1950年，着名哲学家、新儒学理论奠基人熊十力在国共内战的战火中来到广东番禺化龙镇，在学生黄艮庸的祖屋观海楼，隐居一年多。一边着书，一边思考去留问题。离开观海楼的时候，熊十力作出了他人生重大的抉择。
如今，观海楼依然掩映在化龙镇的小山坡上。小楼塌了几处墙垣，清风明月自穿梭。登楼眺望小村的景致，亦是沧海桑田。
记者来到这里，寻找熊十力1949年留下的足迹。空间的邻近，缩短了时间的距离，历史突然近在眼前。
番禺观海楼，熊十力著书处
在番禺化龙镇塘头村，小楼林立，果树婆娑。依山势而上，有座废置的老屋，虽门窗破败，墙垣崩塌，仍可在檐前、门边，窥见当年的讲究。这就是“观海楼”,如今的门牌是恭敬里24号。
沿着岌岌可危的楼梯走上观海楼，已难观海，眼前是大片的房屋和树木，只有在飞舞的光尘中站定，踮起脚尖，才依稀可见天际尽头之处，泛起江岸水汽的迷蒙。
半个世纪前，熊十力站在这里观海，视野应疏朗得多，空气也清透得多。如果他某天写作特别顺利，或思索过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或吃了一只美味的炖鸡而心情愉悦，眼前的景致就更美好了。静下心来，还能听见楼下花园水池的流水声，鸡鸭啄食之声，孩童玩耍之声，杨桃熟透坠地之声。
那是1948年的秋冬时节。番禺观海楼无疑是一个隔绝烽火的世外桃源。乡间有种漠然的宁静，楼上的人，依然可以观海涛、听风云。
熊十力是跟学生黄艮庸回到番禺化龙镇的。1948年，熊十力还在杭州时，在写给徐见心的信中说：“世乱，而年力日衰，惮耗心力。颇思依黄艮庸，度残年于南海。理乱不关，修短随化，以海上风光，消人天隐憾。昨答朱君笺云：‘园吏逍遥，庶几肆志，宣圣坦荡，乐以忘忧。’”
可见他是颇为向往岭南这个避世修养之地的。但来了以后，言语不通，不免有些寂寞。黄艮庸要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书，不能天天在乡下陪着老师。时局混乱，地方不靖，熊十力也不敢离开观海楼到处跑。他就靠书信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并通过学生黄艮庸、张北海等与广州社会存在一些互动。比如，为纪念陈白沙诞辰520年，陈白沙的后人陈应耀通过黄艮庸请熊十力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陈白沙先生纪念》。当时广州《中央日报》所办的《岭雅》周刊，也因张北海的关系，刊登了熊十力的一篇旧作《漆园记》。当时广州读者隐约知道，熊十力在广州。
熊十力隐居观海楼，在义女熊仲光的协助下，完成了《十力语要初续》与《正韩》两部重要著作的编辑和补充写作。
小村里来了个爱吃鸡的神秘人物
乡人不知这个满脸胡子、脾气古怪的老头子是什么来历，只知是个神秘的大人物。
今年90岁的黄耀球老人是黄艮庸另一族兄弟的后人，他年轻时在观海楼附近做工，经常看见熊十力。老先生有时坐在门前休息，有时在屋内写字。“他的书法很特别，看不出是好看不好看。”如今在观海楼一楼里屋的墙上，还有熊十力亲笔题写的一块匾，写着“仁宅”,落款“十力”.观海楼的现任屋主黄承忠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里原来是观海楼的正门，门后是一条过道。后来门被砌成了墙，盖了小屋堆放杂物。屋内的许多门拱、雕花也被填抹掉。观海楼面目全非，而“仁宅”匾依然嵌在墙上，拨开蜘蛛网，字迹清晰。
当年在黄耀球这些村中年轻人的眼中，和熊十力的书法一样难以用常理判断的还有他的行事方式和种种江湖传说。熊十力喜欢吃鸡，声名在外。他曾写信给徐复观诉苦说很久没吃鸡了。他在四川时，徐复观给他送鸭，郭沫若给他送鸡。来到番禺后，平时不喜欢和当地人交往的他，偶尔有村人摆酒宴客，他也会去。黄耀球记得，有一次他坐在熊十力对面，一碟白切鸡一上桌，就被熊十力拿到自己跟前吃起来，不管别人。他们还听说，“他共产党也骂，国民党也骂，但还是有很多人给他寄钱寄好吃的。”
村人大概不会知道，在熊十力居住在观海楼期间，给他寄过钱和物品的有徐复观、刘子泉和王季思。亲身来观海楼看望过他的有钱穆和唐君毅。钱穆《师友杂忆》记录道：“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观海楼一别，原是永诀。
比黄耀球年轻一些的黄琫，看见熊十力的时候还是个小孩。他记得熊十力曾抱起他，用胡子扎他的小脸。还记得观海楼花园里有很多乌龟壳，小孩子常去捡来玩。小孩不知是否猜得到，这些乌龟都是被这个古怪的胡子爷爷吃掉的呢？
熊十力极为注重养生，坚持“独宿”和“吃好”.他平生最喜欢吃鸡和炖乌龟，认为是大补。观海楼的仆佣给他准备了新兴白丝苗，他不高兴，要吃金丰赤米。赤米极为粗糙，不长虫，连虫子都不愿意吃它。但是熊十力认为这种米有营养。熊十力觉得自己吃好是天经地义的，他的身体与道统是合二为一的，要严重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传道、救国、救世。他真诚地相信这不是自私，而恰恰是大公之心。“吾虽孤陋，犹思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他还劝朋辈，应“留得此身，发明正学，以救斯人”（《十力语要初续》）。
相对于熊十力过于直白的吃货宣言，还是他的学生徐复观理解和表述得更周全。徐复观说：“熊先生对人的态度，不仅他自己无一毫人情世故；并且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于对方，使对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剥落得干干净净，不能不以自己的人格与熊先生的人格，直接照面。”（《悼念熊十力先生》）徐复观的总结是，熊先生“是最不能被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人”.
黄艮庸，不应被遗忘的“颜回”
对熊十力有着相同看法的还有黄艮庸的儿子黄琛。黄琛从小在北方念书，他只见过熊十力一次，是1947年在北京时，梁漱溟的儿子带着他去的。他们留在熊十力家吃午饭，佣人拿出一只炖鸡给熊十力吃，然后给客人做了面条。熊十力觉得应该款待一下客人，就开了一瓶炼奶给他们拌面条。炖鸡仍是自己独吃的。
黄琛当时17岁，觉得熊先生话不多，胃口好，做事别具一格。
黄琛今年84岁，自言对熊十力并无很深了解，却由此陷入了对父亲的忆念。黄琛是黄艮庸的长子，因为学习与工作的关系，父子二人一生聚少离多。
黄艮庸原名黄庆，广东番禺化龙人，1918年离开家乡到北京大学读书，成为梁漱溟的学生，又由梁漱溟介绍认识熊十力。熊十力为他取字艮庸。黄艮庸娶了梁漱溟的侄女梁培昭，一生追随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和教育。他曾任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又在家乡创办了贲南中学。抗战胜利后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授，讲授宋明理学。黄琛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父亲在哲学系讲阳明学的时候，只有一个学生。那时候大家不兴这些。”其实这种萧条，熊十力比黄艮庸更早就感受到了。早在浙江大学聘请他当教授时，校长竺可桢就不以为然，认为他不够年轻，不够进步。竺可桢在1948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要发展一个大学，要紧是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
也许黄艮庸并不在乎有多少听众。他甘心协助梁漱溟实现乡治工作的理想，甘心为熊十力整理书稿，而自己并无着作留世。熊十力在《增订十力语要缘起》中说明：“乃取积年旧稿复阅一过，多为番禺黄艮庸所选存。”在《十力语要初续》一书中，篇幅最长的文章是《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黄艮庸答子琴）》，是黄艮庸代熊十力回答邓子琴对《新唯识论》的质疑。他把个人宝贵的学术精力，慷慨地用在了他所追随的大师的思想上。梁漱溟称赞黄艮庸温和忠实，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唐君毅则把黄艮庸比喻为孔门的颜回。
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在大陆
因为有了黄艮庸的帮助，熊十力得以在1948年至1950年这段风云漫卷的历史时期，安居乡间，待抉去留。
熊十力早在1917年11月来过一次广州，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谋。次年5月离开。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思索良多。“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于是始决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生之一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十力语要》）从此远离政治，潜心学术。
三十一年后，熊十力再次来到广州，迎来了人生第二次重大抉择。
熊十力因避乱一路南下，从杭州乘汽轮抵达广州，随行的有幼女熊再光、养女熊仲光和一男仆。黄艮庸来接船，把他们带到了番禺化龙老家的观海楼安顿。
这是观海楼迎来的第二位大儒了。1928年，梁漱溟就曾来住过。二十年后，又迎来了熊十力。此时的熊十力又岂可真的“理乱不关，修短随化”呢？在一路南下入乡隐居的途中，他避世的思想一直在动摇。他在写给张启昀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纠结：“去冬南下，感民生涂炭未已。道遇流亡者众，皆非小百姓（真小百姓，则就死而已，犹未能逃亡）。此辈昏嬉无觉，吾故兴感。若使善类能相结合，何至任此曹坏天下事。”
既然不能忘天下，那么出山以后的路往哪边走，确是痛苦的选择。熊十力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多年有一痛念。何痛？古人当危亡时，有生道，有死道者。有生道者，可退隐也。有死道者，如愿以一死反抗恶势力，则一死可以明正义。”
几番反复，几番煎熬，熊十力拒绝了台湾的邀请，并因此和学生徐复观交恶。
1949年10月，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电报到中山大学，由黄艮庸转交熊十力，希望熊十力北上。熊十力回复：“如于北大允吾依旧例教书、课日如故、冬寒南回、春暖北上、不登讲台、二小时等，一切如旧，吾可回北大任教。如果任何官衔，决不北上。”据任继愈回忆：“北大的老师们唯一一位在家里上课的，就是熊先生……因为他受不了上课时间的约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熊先生冬天室内从不生炉火，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讲的课是两个学分，但他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画画，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
回到这个可以棒喝生徒的课堂，是熊十力在1949年最大的心愿。
1949年11月29日，熊十力在观海楼写信给唐君毅，可视为他心路历程的浓缩。“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吾侪无有‘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余认为，吾人对中共只当站在自己正当立场上自尽己责。如吾一向为学即尽吾教学之责，以但然至诚之态度，立乎庠序，不必预先猜疑共党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
熊十力说得很明白，他愿意北归，要的只是一席教书之地，读书人的这点自觉，与中国文化的存亡息息相关。他还劝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回国教学，而不顾徐复观的挖苦。事实上，徐复观到了晚年，态度亦有所转变，风云惯见，对熊十力当年留在大陆的选择多了几分理解。他在《悼念熊十力先生》中写道：“熊先生则是牺牲个人现实上的一切，以阐发中国文化的光辉，担当中国文化所应当尽的责任。他每一起心动念，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生命与中国文化，在他是凝为一体，在无数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动。”
然而后辈学者依然为此争论不休。
徐复观的学生、美国加州大学史学博士翟志刚指责道：“为了苟活着，他却扭曲了他自许承担的道统，结果不是‘以身殉道',而是’以道殉身‘.这又是熊氏的大不幸。”（《熊十力在广州》）
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郭齐勇反驳了翟志刚的观点：“熊先生并不认为跟着国民党赴台就是坚持了原则和道统……其实熊先生早就发现了道统、学统、政统、治统的分裂。熊深心以为，正是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续绝着想，应留在大陆工作。”
刘小枫教授在《共和与经纶》一书中则总结道“十力先生看得很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土壤在大陆，不可能有什么流亡离岛或割地的中国哲学。”
熊十力留在大陆，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出版专着，阐述唯心论的哲学观点。国家出钱为他出版了七八种着作。
此后的种种风潮，熊十力当然未能幸免。“熊十力在他的纸上，纸条上，裤子上甚至袜子上，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自己的悲愤。”（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这些都是后话了。熊十力不能预见未来。但在国家发生重大转变的关口，一个年逾六旬的学人，希望有生之年留在故土传道授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对前途越不确切，这种义无反顾之心则越悲壮、可敬。这也正是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陈寅恪、宗白华、朱光潜、冯友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点经过深刻思考后留在大陆的共同原因。他们余生的遭遇各有不同，令人扼腕叹息。但在当时的抉择，竟有一种忘我的悲悯之心，至今依然闪亮，令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