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西堤
当炎炎夏日之时，广州人又涌起珠江情。横亘在广州的这条到底是“河”还是“江”,说不清了，以前甚至把它叫“海”.
河南河北，广州被分成两大块，原先共十六个区，经历解放初的老人还记得，最出名的有大东、沥滘、永汉、惠福、太平、芳村、西村、河南、荔湾九个市区，还有独立的沙面办事处，南海、番禺两个县，海上通道等等。那时的繁忙可以从下面数字看出，沿着珠江，从大沙头到黄沙共有码头265个，公有的69个，代管的38个，私营158个，这当中，集中在长堤就有230个。别以为码头就是今天的规模，最简单的，只是两根长木加打横四块木板，像放下的一副梯子。深水大码头多是外国人的，英美日等国在珠江建造了大阪、日清、太古、渣甸、德士古等码头，后来都归纳到广州港务局。
两次轰炸，沉了两百多艘船，死的多是水上居民
最重要的是，珠江边住着一批船家，陆地没有房子，家就在船上，共有几万人，陆上人们称他们为“疍家”--一个使他们极其反感的名称，社会对这两个字充满歧视。处境可怜的他们，几万人没有一间学校，依赖码头一带生活却没有管辖权和管理权，饮的是珠江水，洗漱也是珠江水，一辈子连鞋也没穿过。当然，常年在水边生活，引出酷爱清洁的生活习性：船上的妇女，天天洗刷船板以及炊具，光亮照人。男主人多在轮船或码头工作。因为文化低，靠信仰支持她们的精神世界，最崇奉的是南海观世音、龙王以及龙母，在农历三月廿三天后诞、五月中旬龙母诞、七月十四盂兰节，都会“清晨三叩首，早晚三炷香”.
水上居民社会地位很低，男的被称为疍家佬、猪淋六（即被谁打也可以的意思）、卜爷、大懵仔、懵爷（指他们不敢反抗）不说，女的则被唱为“陆上鸡屎果（番石榴），水上疍家婆，十个行埋九个摸（调戏）”……
当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步伐越来越近的时候，水上人家也惶惶不安，不知未来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可是就在广州城解放那一天，海珠桥一声巨响，中止了他们的迷惑：国民党撤退，李及兰部队用一百多箱黄色炸药把海珠桥炸毁的同时，渔船也被炸毁一百多艘，在400多具尸体中，多数是水上居民，3000多人无家可归。紧接着，1950年3月，国民党飞机再次袭击广州，有几个炸弹落在沙面西南边三板仓附近（今白天鹅宾馆副楼），一百多艘渔船被炸沉，数百水上居民被炸飞，有人记得，十数具飘在水上的尸体被黄沙鱼栏的竹排挡着，路人惨不忍睹。后来统计，这次水上居民死259人，伤347人。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上天，谁来拯救他们呢。
1950年国庆观礼曾出现“疍族”,随后即取消“疍家”蔑称
刚成立的广州人民政府没有忘记这批苦难的水上居民，1949年12月，就成立了专门管理他们的珠江区。1950年2月，抓起基层建政会议，所谓建政，就是建立街办事处和居民小组，工作的试点选在河南的石涌口和二涌口，七八个工作人员每人佩持手枪，准备应付突发情况。这里还存在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10户为一甲，100户为一保，当工作队进入老百姓当中时，大家沉默不言，其实还是看保甲长脸色行事。由于工作队深入群众，此外大的形势也让居民认识到旧时的日子不会再回来，才慢慢开始改变。一个月后，石二涌口办事处终于建立，一个月后，东堤、南堤、新堤、黄沙、花地口、如意、河南尾、永兴街等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1950年国庆，报纸报道北京天安门观礼台有一个叫“疍族”的代表，可是很快，在11月9日，广州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取消“疍家”的叫法，改称“水上居民”.1951年七·一晚上，珠江区机关支部公布了党员名单，他们是周希友、吕刚、梁干、何锦成、陈燕萍（女）、崔岩（女）、伍肃（女）、蔡远大、邓克，以他们为骨干，在珠江开展了各样安定民心的活动。不但吸收党员，还建立青年团支部，甚至在仲恺农校附小建立少年儿童队。
永兴街是一条街，对出的珠江沿岸有六七十米，就叫“永兴街段”,共800多户，4000多居民，大小艇1000多艘，设4个居委会。这里的居民世世代代以艇为家，男人上岸干活后，女人一般载客过海，或运些小货物，也有做小生意，卖云吞、牛腩粉以及艇仔粥，也有的打鱼、捞蚬、浸虾，成立居民委员会之后，发动大家放弃传统行业，比如合作化就是搞一间纽扣社，用电木做原料，就有几十个居民参加。
居民们参加国家的各种运动，也受到许多熏陶。如搞“五反运动”时，罗瑞卿被派到广州指导工作。当时船工运的都是国家物资，出现偷盗情况相当严重，要发动群众检举。这事情也难办，习惯了，即使“群众”也有不少伸出三只手。抓公安工作的孙乐宜，担任广州五反指挥部副指挥员，提出“多数宽查宽办，少数严查严办”,开会时，罗瑞卿却说，提法不妥，应该为‘多数宽查宽办，少数严查宽办，极少数严查严办',把政策具体化后，老百姓放心了，使事情得到较好解决。大家也对政府有一定的信任。
吴有恒领导水上居民民主改革，“不搞诉苦”那一套
广州在1950年进行改革，郊区搞土改，市区搞民主改革。珠江区属于市区，但这里情况特殊，仅是船就有5大类20种，如“海轮”、“峨眉”、“长江”号，来往于上海南、湛江等地，内河的航行在港澳及各港口，还有客运的花尾渡来往中山石岐、肇庆、梧州等地；还有民船，这是大木船，来往于珠三角各大货运港口；市区的驳船，有大穗驳，小穗驳，西江船，中帆船，大货艇，小货艇等；装货种类的还有砖瓦船、石船、泥船、煤船、粪船、垃圾船、石灰船……
市委成立一个小组专门领导水上居民的民主改革，以吴有恒为主任，薛焰、周希友等副主任，下设三个大队，从各地抽调445人，组成强有力的队伍。在这批船中，各类船有3372艘，各类人员25119人（不包括家属）。搞的方法，不是扎根串联，不搞诉苦，工人与老板不同于农民与地主，只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讲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之处，而且，还要区分轮船与民船不同之点，民船一家人在船上，顶多雇一两个工人，船主不能算资本家。最后，成立了船民协会。周希友看到珠江公安摩托艇飞驰，感触很深，认为将来在珠江的小木船都装上摩托，那才是机械化，为此他还开始制订计划，准备带领大家走机械化合作化的道路。
过去水上居民生活之苦，可以从两句话看出来：空手搵埋抓刀食，抓刀搵埋抓枪食。意思是，渔民的收获会被拿刀的地主恶霸侵占，而地主恶霸往往也被拿枪的土匪军警欺压。
渔民多年无组织状态，解放后得到改善。工作队下去组织了“珠江区渔民协会”,其实，过去恶霸们也组织过“水上渔民协会”,借此控制渔民，二沙岛有些渔民入会要交上万斤米。自从珠江区渔民协会成立后，政府宣布取消渔埠租，大大减轻渔民负担。此外，把民船组织起来，如1952年11月统计，组织起的民船有1284艘，船民船工9608人，完成250万吨运货任务。到1956年，初级社形式也在船业展开，九成船员入社。在粮食紧张的时刻，国家对水上居民给予特别照顾，一般都给30斤/人，孩子上学的都有29斤，对运沙船的劳力给50斤。当时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了。
风帆船是珠江区众多船类的一种，这里有47艘，载重1800吨，从业人员260多人。多数是家庭船，有的大些雇一两个工人。他们主要运货，红砖、瓷器、缸瓦、石灰石等，一般来往于珠江各口岸。但那时也有些来往于港澳。这就使问题复杂些了，人们说他们是“三个主义”:在广州市是社会主义，在香港是资本主义，行进途中是自由主义。区委知道这批船工是历史形成的，也无法让他们思想一晚改变。于是，经常给他们讲道理，并结合公安打击非法活动例子教育他们，一直到1958年才建立穗港风帆船运输合作社，后并入广州港务局，直至1983年改为广州滨海水运公司，集体所有制。他们原来的木船经过多年改进，现已经全部变成钢船，小船变大船，过去最大的木船约104吨，现在有1000吨的。1998年固定产值比建社时增加8倍。
政府对水上居民中的妇女，特别关心。
解放前，珠江北岸自五仙门发电厂到东堤，海珠桥到石涌口，每天傍晚至凌晨二三时，有四五百只小艇停在那儿，以推拿作借口，实际上是卖淫。这批人有几个特点，一是分布广，广州城内所有的老城区对开江面，东堤、新堤，南堤，沙面、黄沙等一些木板简易码头，或对开河面上，都有几十只小艇停泊，尤其在沙面“绿瓦亭”附近，停泊着舢板。内行人把对开的河面称之为“马路”,如新堤一马路、新堤二马路，东堤一马路、东堤二马路，这些小船接客人游船河，很多也是卖淫，停泊在“马路”的就是住家艇，船上的叫艇妹，客人上船后就风月一番，就是嫖妓。
此外，水上娼妓人数众多，在新堤、东堤、南堤的住家艇共有4000多艘，估计一成的妇女卖淫，也有400多人，有些小艇不止一人卖淫，一个年岁大些的，带一个甚至两个年纪小的，在二涌口与河南尾，也泊着200多艘小艇，许多是盲妹做锤骨生意，随着客人要求，也会卖淫。其中有些假的盲妹，陆地上赚得不够，再到水上，算得上“水陆两栖”.
解放后，全部取消妓女，让她们参加劳动生活，自食其力。
广州政府每年拨款，水上居民回到岸上生活，用了十二三年
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外国参加会议回国，路经广州，到珠江河南和沙面，白鹅潭等地视察，总理乘船掠过珠江，在沙面上岸，见到水上居民陈彬、梁大嫂等，与他们亲切握手。周恩来总理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广州工作，对广州十分熟悉，他还对大新公司顶层娱乐场的粤剧十分感兴趣，此时，他对水上居民生活十分关心，问长问短，感动了周围的人。大家没想到，他第二天又乘小船到天字码头，看望那里的水上居民。那小艇生活着一家人，总理看着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背上绑一块浮水的木板，对旁边省市负责同志说，“这样下去，孩子会直不起腰的呀。水上居民长期住在小艇上是不行的，食水不卫生，要帮助他们到岸上居住。”当听到以前叫“疍家”现在已经不叫时，他高兴地说，“那时旧社会对水上劳动人民的侮辱，现在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就不要这样叫了。”
“世世水为乡，年年艇作家，浮沉波浪里，生活海天涯。”这首渔民的咸水歌唱了几百年，反映居民对风浪的恐惧。每到台风消息一来，风球挂起，水上居民就开始提心吊胆。这次由于总理的嘱咐，从1956年开始，广州政府每年拨款，让水上居民回到岸上生活。五十年代中期，广州二沙岛体育训练场要建设，省委办公楼要建设，政府开始对大沙、二沙的小艇进行搬迁，在东山与猎德之间，有个科甲村，首先建起渔民新村和农民新村，一万多平方米有平房20多座，同时，在荔湾湖旁建起两幢三层四梯合掌式楼房，安排水上居民。他们成为了广州历史第一批上岸居住的水上居民。在芳村东塱，有一批艇户上岸改当农民，也住上了新房，建房款是广州从预算中划拨20万元积累而成的。
1958年，市房管局遵照市领导指示，再划拨一批物资和经费，在芳村山溪村建起5幢3层的宿舍，安排给花地口以及沿岸破烂渔船的居民，至此，珠江区管辖时期，下属水上居民的安排告一段落。
1958年，珠江区撤销，但安排水上居民住宅的工作没有停止，周恩来总理拨款1200万元。由于原区的撤销，朱光市长建议，成立水上居民住宅修建领导小组，林西当组长，抽调20多人负责专职工作。当时国家的建设紧张，导致材料紧缺，工作人员拿着证明材料全国跑，弄回部分材料，一面完成山溪村的工程，一方面在芳村二沙地（现陆居路）、芳村大道、明心里、牙灰涌一带兴建多幢4层的房子，配备商店、幼儿园、饭堂等生活设施。这回，把上下芳村、长堤岸边、大冲口一代的水棚、破艇200多户2000多人迁移上岸。在河南基立下渡（今素社新村）分别征地6万平方米，建造30多幢4-5层的房子，再安排河南尾、石二涌口、冼涌登地水上居民400多户上岸定居。猎德路边建造3幢4层住宅，安排粪船，垃圾船的水上居民中的清洁工人上岸。到1964年，政府又在滨江东、纺织路、石涌口等地建造50多幢水上居民大型住宅群，都是五六层高的住宅群，安排一万多水上居民。市区里也安排了部分水上居民，如越秀区在中山六路、荔湾区在中山七路、东山区在广九铁路以东地带，也给水上居民建造新房。到1965-1966年，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在中山八路、南石头等建造20多幢5-7层新住宅，提供1000多户5000多居民上岸。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的住宅建设暂停，但小型的还在继续，这期间，大冲口、小港新村、东山西船栏建造5-7层住宅，安排七八百户3000多人上岸定居。到此，原先在小艇上飘无定所的水上居民已经全部上岸，从1954年周恩来总理发出指示至此，共用十二三年，这个速度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
珠江水上居民生活的变化，也引起外国朋友的注意。解放初，一批法国记者友好代表团到广州访问，带他们到珠江小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未婚姑娘身后那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已婚大嫂头上浓密漆黑的发髻，艇的尾部还养着几只鸡，孩子身上绑着的木板……一切那么新奇、趣怪，最后他们说：“从你们的闲情逸致中看到，生活在这个时代，一定十分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