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历史上多发的疫病，在传播地区，往往给民众造成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在历史上甘肃也不例外。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当前，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中国精神”支撑，有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古代中国，一批批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

　　

　　甘肃历史上瘟疫流行的概况

　　

　　瘟疫，古书上一般写作“疠”“疫”或“疠疫”“疫疠”。距今5000年以前就已经见于传说，甘肃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瘟疫疾病，除有社会或政治影响者才会被官私文书记载，其中又有少数可以流传至今，绝大多数都被历史的尘埃所湮埋，不显于世。据乾隆《甘肃通志》，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明实录》《清实录》等书记载，可以找到汉代以来的一些瘟疫资料，简述如下。

　　

　　东汉桓帝延熹（148—167年）中，在全国性瘟疫的大背景下，安定郡（治所在临泾县，位于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皇甫规发其骑兵征讨陇右叛羌，“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幸亏他处置得当，改从整肃地方吏治下手，奏免、诛杀一批贪官污吏，羌人感悦，十多万口归附，才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

　　

　　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秦雍二州发生大旱、瘟疫。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五月，秦州饥、疫、大蝗，草木牛马毛鬛（liè，牛马颈上的长毛）皆尽。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陇右地区发生饥荒、瘟疫，“死者相枕藉。”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奏言：陕西（包括今甘肃）所属军民大疫，政府“责令有司拨医调治”，结果是“官无药饵，致死亡者多。”这次大疫出现以后，政府下令调拨医药治疗，可官府没有很多医药资源，致使病人大都死去。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四月，平凉等府“霜雪瘟疫，死者二千余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陕西庄浪等卫“瘟疫大行，军民死者二千五百余人。”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陕西包括今甘肃大疫，民众死亡甚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平凉、庄浪等处“大饥，人相食，疫疠死者甚众。”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春，大疫，庆阳、文县、庄浪、清水等处“旱、饥，人相食，流亡过半。”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隆德、灵台大疫。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靖虏卫（治所在今靖远县）、庄浪、伏羌（今甘谷县）、通渭等处年荒、瘟疫并作，“死者枕藉。”明毅宗崇祯十四年（1641年），兰州、狄道（今临洮县）大疫，“秦陇州县大饥，人民死者大半。”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

　　

　　清朝甘肃疫灾频发。共有36个疫灾之年，平均每7.4年发生一次疫灾。清前期疫灾的重心发生在甘肃东部和南部地区，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静宁、清水、两当旱、疫，“死者无算”。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庄浪、靖远瘟疫大作，“死者甚众”。中期疫灾重心开始偏向中部，到了后期疫灾重心基本分布在陇中，陇东和东南部地区。如清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靖远县及挞喇赤堡（在今白银市平川区东南）、永昌等处大疫，“死亡相半”，即有半数人病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皋兰县旱，疫疠流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静宁、灵台发生饥荒、瘟疫。

　　

　　瘟疫之后的社会景象

　　

　　东汉末，随着无休止的战争、饥荒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瘟疫流行。曹植著《说疫气》云：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褥）之门，若是者鲜焉。”就是说，在瘟疫中遭到覆家灭族之灾的，大都是穿褐布食豆叶，住荆条搭建屋舍、蓬草编成门户的穷人；而住殿堂，以鼎煮食，穿双层貂皮衣服，坐几层垫褥的官僚富户，受灾就比较少而轻。

　　

　　甘肃当时遭灾的情况，流传下来的记载较少。但作为遭灾的表征，人口的骤减则十分惊人，能说明疫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今甘肃分10个郡，有120余县（道），38万余户，150余万口。而到东汉末，按《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今甘肃当时为凉州刺史部，分11郡（属国），共有90多个县（道、侯国），共10万余户，46万余人。就是说，东汉甘肃的户数只有西汉的1/4强。而人口总数不到西汉的1/3。户口锐减，同全国一样，是由战争、饥荒和瘟疫所造成。

　　

　　古代政府的赈灾措施

　　

　　大疫面前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处置方式，最积极的是利用药物防治。晋人郭璞注释的《山海经·西山经》，主要反映今西北包括甘肃的情况。其中记载防治瘟疫的方法，说：“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这是远古先民尝试用佩戴香草、吃特殊鸟肉的方法防治疠疫。

　　

　　被后人尊为“药王”的孙思邈，于隋炀帝大业（605—618年）间制成“太一神精丹”，是世界上最早用砒霜治疗让人恐惧的疟疾的良方。此方当很早就流行于陇右即今甘肃一带。

　　

　　有的地方官重视，扶危济困，十分感人。隋朝辛公义，狄道（今临洮县）人。隋文帝开皇时（581—600年），职任岷州刺史。岷州（唐朝岷州，治所在今岷县）当时有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人们因为害怕疫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因此病者多死。辛公义决心改变这种不良风俗，于是凡遇到病者，就让人抬到官府“听事厅”，安顿下来，有时病人多了，连回廊上也躺满病人。公义亲设一榻，昼夜处其间，用他的官俸买药，请医生给治疗，多数病人都治好了。辛公义召其家人前来领亲人回去，病人子弟惭愧地表示感谢，“合境之内呼为慈母。”这是一位极有担当的为民办好事的官员。

　　

　　明朝有一位官员徐镛，字用和，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他被贬官来到镇原县任职。时值饥年，又是瘟疫大作。徐镛命药调治，赖以全活者万计，死者设“义塜”埋葬，受到民众崇敬。（《甘肃通志》卷31）

　　

　　历史上发生瘟疫等大的自然灾害，各级政府也会救助民众。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陕西包括今甘肃遭遇瘟疫。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上奏建议：“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见积仓粮千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石有奇，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今岁疫疠，农事有妨，乞以税粮之半全折输钞。”意为官库粮食充足，瘟疫有妨农事，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请将当年税粮的一半折收为钞。得到朝廷允准。（《永乐实录》卷117）这虽只是局部调整税收，但仍有利农事，因而得到民众欢迎。其他遇到灾难，政府赈济、减免税粮、多方救助的情况，史书也有不少记载。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甘肃巡抚花善奏言：巩昌所属西和、礼县，去岁疫疠盛行，牛驴倒毙甚众，若待上报批准始行散赈、恐播种过期。因此他未等朝廷下发公文，就从去年应上解银内，拿出一部分买耕牛；又从积贮屯粮中抽出一部分散作农户籽种。这件事在主管部门看来，花善的做法是“任意违例”“应将抚藩道府，交吏部议处，其擅动银谷应令赔补”。就是花善做法“违例”，应给有关官员以处分，动用国库的钱粮应让他们赔补。此议上奏以后，康熙帝批示：“银谷既经给发小民，该抚司道府等官，免其赔补议处。”（《清圣祖康熙实录》卷42）最终由皇帝作出了明智宽大的处理，可见政府对于救灾一事，允许地方官因利乘便，灵活处置。

　　

　　

　　皇甫谧（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祈求神灵保佑，在缺医少药，封建迷信的古代，是历代官民遭遇瘟疫后的第一反应和最常见举动。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陕西包括今甘肃出现疫疠，“民之死亡者众”。明成祖乃遣户部侍郎王彰往祭西岳华山及陕西山川等神，祈祷神灵“助国卫民，御灾捍患……赐以洪庥（xiū，保护），俾疫疠全消，灾害不作。”“既祭，疫疠顿息。”（《永乐实录》卷117）这一偶然性结果，会使人们进一步将疫情的消灭，归功于神灵的佑助，于是信之更笃。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二月，陕西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等地发生瘟疫，明朝政府遣右通政王锡，祭西岳华山、西镇吴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南）之神。太常寺丞李宗周祭甘肃境内山川之神。（《明英宗实录》卷148）祈求神灵保佑，消除灾害。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始，从国都到各府县，建设规模宏敞的城隍庙，也是出于同样的功利考虑。

　　

　　对防疫工作的探索

　　

　　有瘟疫必然就有同瘟疫的斗争。历史上每一次瘟疫过后，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思。最为积极的是加强了人们对医药的研究，促进治疗验方的形成和利用。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薰草等7种药物。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月支国（在今阿姆河上游）进贡物中有三枚神香，状如燕卵，大如囊。当时汉朝正在流行瘟疫，使者请烧香一枚以辟疫气，结果“病者皆起”。文献记载中还说，它“香闻百里，积月不歇”。（《甘肃通志》卷50）

　　

　　

　　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

　　

　　东汉建安（196－220年）以来，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未及十年，“死者三之二，而伤寒居其七”，仲景乃下决心研究医学，著成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一书，被后世奉为“医圣”。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瘟疫”在内。在此书的启发带动下，甘肃历代也出现不少研究医学包括瘟疫的医家和著作。最著名的有魏晋时期安定郡（治临泾县，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皇甫谧整理编撰成的《针灸甲乙经》。它是将《黄帝内经》，包括《针经》《素问》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加以整理，删削、钩玄、疏证，在阐发三部医经的基础上，从中清理、概括、提炼出一套针灸学名词、概念、病状、治则以及穴位、针刺的理论技巧。《针灸甲乙经》既吸收传统阴阳五行学说的合理成分，又摆脱巫术、方士的迷信束缚，使中医针灸学变成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并带有一定科学性的医疗技术，其中包括治疗瘟疫的针刺疗法。

　　

　　

　　来源丨甘肃日报（文/李清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