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姊回来，丢下大衣，第一件事便是找香烟抽，手袋里一阵乱翻，掏出金打火机，点着一枝薄荷香烟，慢慢的喷出来。

　　我看着她。

　　她狠狠的把打火机往皮包内摔进去，问我：“还没睡？”

　　我合上功课，看着她。

　　“香港大学毕业了，又如何？两千八百块一个月，早上七点半爬起来往面孔上搽脂抹粉去挤公路车上班！”她自鼻子里哼出一声。

　　我暗暗叹口气。

　　她改变话题。“气得我。你想想今年，根本就没冷过，才去做了一件短的银狐，想想光一件重毛的大衣，还买不住，赶紧又去做件长的明克，光是试皮样就推我好几次，他妈的，我的钱不是钱，香港人的钞票都压扁在箱子底下，发了霉了，花不出去的苦，万把块洋钿做件大衣，老板简直爱理不理的。眼看都变夏天了，我发疯，八九十度被着貂皮满街跑！”

　　她一顿牢骚之后，按熄香烟。

　　我仍然沉默的看着她。

　　“毕业后打算怎么样？”她的话题又回来。

　　“找工作。”我简单扼要的说。

　　“你还是觉得只要努力，天下没有不成的事？”她冷冷的问，冷冷的笑。

　　“不是。”

　　女佣人倒上一杯茶，“我以为你。那么天真呢。”姊姊一边喝口茶，把浮在杯面的茶叶吃进嘴里又啐出来。

　　“我并不天真。”我说：“我总想试试。”

　　“不试过你不心死。也罢，随得你。要不挑个好的人结婚，一生一世不用愁。嫁人又不用填表格，表示你三世清白，又不用面试，查看你成绩表文凭──嫁人最好。”

　　我说：“你也嫁过人。”

　　姊姊站起来，很平静地说：“这你弄错了，我嫁的那个，并不是人。我运气一向不好。妹子，祝你好运。”

　　她蹬蹬蹬回房间去了。最好的法国皮鞋，四寸高。今次她穿着件旗袍，里得身段玲珑分明。

　　姊姊是个美丽的女子，我从小服她，而且我在某方面引她为荣。有一次有个女同学看到姊姊，十分惊艳，问我：“你姊姊干什么的？”

　　我想了很久，想不到更适当的形容词，于是答：“捞女。”

　　女同学并没有震惊，她只是说：“啊。”

　　香港的社会就是这一点可爱，只要一个人不伦不抢不赊不欠，生存下去，社会就接受这个人。

　　姊姊不是捞女是什么？是，她在电视节目中客串，她拍过一两部电影，做过画报封面，当过时装模特儿，但她主要的收入来自各式各样的男人──不必纳税。这便是“捞女”的定义。在男人身上捞。男人要她，她要男人的钱，这是经济学里最简单原始的BARTER，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

　　至于我自己。我念香港大学的英国文学，姊姊为我付学费，我今年廿二岁，念到毕业，我打算找“正当”职业。

　　姊姊不时的说：“你以为你找得到！老板给你三千块，你就暗无天日地一天做十个钟头，叫你坐着死，你不敢站着死，最好你坐他膝盖上死。”

　　姊姊这种彻底常常叫我笑，笑笑就觉得未尝不是事实，心中寒了一半。

　　我说：“然而每个人都是这么寻生活的。”

　　“你不是‘每个人’。你长得比别人聪明美丽。你的身裁是三十五、二十三、三十四。你身高五尺七寸，你不是‘每个人’。别说我把你带坏，你已经牺牲掉最好的四年──不过话说回来，读书倒是享受，在中环工作？你试试就知道了。”

　　姊姊的收入也并不是很好，因为她并不太贪财。房子，她已经赚了两幢中等住宅，光是收租一个月五千块。与她现住着三千尺的花园洋房，雇着两个佣人。姊姊下半世一点也不用愁，现在的捞女并不如以前青楼的名妓，至死看不开，老是想投靠男人，至终落得怒沉百宝箱。

　　姊姊是个很愉快的女人，空闲的时间她到女青年会去做体操，维持身段苗条。她吃得下，睡得着，身体健康，精神爽利。

　　夏季我毕业，开始找工作。买了外国报纸，整页聘人广告，慢慢的查阅。真是泄气，一个月两千朵薪水的工作还真不多。我用打字机打好信件，把文凭影印数十份，一一付邮。得到的回音并不理想。

　　姊姊并不理睬我，随我所便。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