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库里涅夫轰回，让郑榕百思不得其解。“我当时根本不注意那个镜框、纸屑，我习惯于憋情绪的表演。事后我才知道那天自己以为是进行了内心的体验，实际上却陷入了对周围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麻痹状态。”

　　此后，库里涅夫不搭理郑榕，直到第三幕，才跟他说话。“开演时，布列乔夫与他的情妇米拉尼雅吵架，指责米拉尼雅贪钱的行径，库里涅夫跳上台，在我耳边说‘拧她屁股！’，我一拧，当时扮演情妇的知名女演员叶子‘嗷’一叫，叫起来就跑，我就围着桌子追。库里涅夫又说‘拿起台布抽她！’，我照做。最后叶子一边说‘你疯了！’一边跑出去。”

　　“通过这样排戏，我终于找到感觉。在舞台上，演员要真听真看，舞台东西是假的，不能光看台词，光憋情绪，要思考‘我要干什么！’“郑榕说。

　　6月12日，恰好是人艺诞辰周年纪念日，《耶戈尔·布列乔夫和其他的人们》首演。“演出挺轰动，大伙都很肯定这个戏，苏联《真理报》还登了我的小剧照。”郑榕说。

　　库里涅夫做法跟人艺之前的排练方式有很大不同，郑榕认为：“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纯斯坦尼，他更注重外部形体及对角色的塑造，不仅仅是演员内心体验。他给我们头一次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上‘动作=愿望+目的’。在排戏的第一个阶段，不准说剧本上的台词，但是要按照剧本演。”郑榕也留意到，苏联专家的授课，收获最大的是焦菊隐，“他在里面找到了搞民族化改革的科学依据。就是说符合逻辑的外部动作能够引起人的内在的情感。”

　　之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人得走了。“那几年中，每个到剧院大楼的人都能看到十几位苏联人的身影。我们得到了很多来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礼物。比如其中有一个巨大的滚筒能做秋季树叶落地的效果……后来他们开始买一些古董、老家具，而中国老百姓则奔走相告，议论纷纷。”英若诚在自传里写道。

　　并没想到一别数十年，直到1991年才有新的苏联专家过来。

　　1991年·叶甫列莫夫

　　“在中国同行的眼中，他带来了斯坦尼体系的灵魂。”“大概也没有一个民族的话剧，能超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了。”

　　1991年1月5日，中苏恢复外交不久，人艺终于迎来第二位苏联导演。

　　应北京人艺之邀，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叶甫列莫夫和苏联剧协外委会的达吉亚娜来华先行考察，和人艺敲定《海鸥》的日程安排及导演事宜。当时北京人艺早已声名鹊起，对外交流活动较多，比如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自到京导演过《推销员之死》，查尔斯·赫斯顿导演过赫尔曼·沃克的《哗变》。“《海鸥》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第一个剧目，如同北京人艺第一部戏《龙须沟》，是老舍先生为北京人艺的建立专门创作一般，具有重要意义。”参加演出的演员杨立新回忆。

　　《海鸥》是契诃夫重要的剧本，写艺术与世俗的冲突，以及艺术天才在生活重压下痛苦挣扎的艰辛。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建时，斯坦尼导演的《海鸥》获得巨大成功，自此翱翔的海鸥形象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

　　“人艺当时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四幕剧能够在两个半小时演完，这是北京观众的局限。”童道明说。他当时担任《海鸥》导演叶甫列莫夫的翻译。

　　在童道明印象中，时年64岁的叶甫列莫夫，高瘦，穿着随意，果断坚强，还爱喝酒。他清楚记得，叶甫列莫夫逗留北京时间仅有两三天，在很短暂的时间里，他到了人艺排练厅为剧院的演员和剧院外的戏剧工作者们蹲点讲课，座无虚席，还四处寻访戏剧博物馆。“有一天，他问我‘北京有没有戏剧博物馆？’我回答‘中国有一个戏剧博物馆，不过是在天津。’于是，他和助手马上赶到天津。在闲暇时间他还去了梅兰芳故居。有哪个人来北京，不是到长城、故宫参观？这就是他对戏剧的态度。”

　　就在首演前一个月，8月2日，叶甫列莫夫才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刘章春在《叶甫列莫夫在中国排〈海鸥〉印象》中记录了当天见闻：叶甫列莫夫在他抵京当日的下午，便急匆匆地走进了排演场。5分钟后，他已然静静地坐在沙发里，开始仔细地听演员对词，认真地辨认着刚刚相识的“妮娜”、“特里勃列夫”、“阿尔卡基娜”。专注的神态，严肃的表情，生怕漏听一句台词。就这样，他凝神专注地听了一下午，错过就餐时间。在许多人看来，这一时刻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由他来华执导《海鸥》这件事本身。“在中国同行的眼中，他带来了斯坦尼体系的灵魂。”刘章春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