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太宗戴了绿帽子，不对李治、武则天有所行动呢？假若我们拔高此事之意义，而从社会风气、社会心态以及政治动向三方面加以考察，则可明了个中缘由。
武则天尝为唐太宗之才人，后又为唐高宗之皇后；当武则天为才人时，宰相刘洎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底即已被唐太宗赐死。以此而言，武则天与刘洎之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笔者近日得读史籍，颇疑刘洎之死与武则天及太子李治之暧昧关系有涉，其事虽是宫闱秘事，但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不无关系，于是抉隐发微，撰成此文，求教大方，以助谭兴云。
《资治通鉴》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条称：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
椒，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
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陈寅恪先生曾称高宗此诏以武比于西汉“配元生成”之王政君，“欲盖弥彰，事极可笑”。但实在的，高宗之诏，似乎并未掩饰其与武则天之关系。“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当然是高宗对武则天当时情状之评价，此自不待说。然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句，似指高宗为太子时太宗父子两人关系，其间要表达的是一种眷眷之情、拳拳之心，但联系下文，“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初看似指高宗侍从太宗，这当然也说得通，但细细推敲，却未始不含有武则天与李治两人两情相悦之关系：高宗因太宗之慈爱而得武则天之“侍从”，得武则天之侍从而两人“弗离朝夕”，以至于“圣情鉴悉，每垂赏叹”。因了这样的关系，最终“遂以武氏赐朕”。依此而言，太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对于李治的侍妾关系便已经确定下来，不待武则天之第二次入宫也。
但是，对于这样的关系，或许有“为尊者讳”的意思在里面，一些记载便也语焉不详，如《旧唐书》卷六《武则天皇后纪》载：“初，武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新唐书》卷四《武则天纪》称：“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高宗幸感业寺，见而悦之，复召入宫，久之，立为昭仪，进号宸妃。”武则天居感业寺为尼，高宗“于寺见之”、“见而悦之”，则似乎两人偶尔得见，仅为邂逅。其潜台词便是，两人事先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存乎其间——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唐会要》与《资治通鉴》的记载稍微客观一些，《唐会要》卷三《皇后》条称：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为皇后，六年十月十三日废为庶人。
天后武氏，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
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潜然。
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乃召入宫，潜令长发，欲以间良娣之宠。
这样的记载虽使人有疑似之惑，但高宗、武则天两两相见，“武氏泣，上亦泣”，或“武氏泣，上亦潜然”，总能说明两人曾经有过交往，而使人读来以《立武后诏》中之语为事实。而《资治通鉴》的记载亦略同。
那么，李治和武则天关系的确立在什么时候呢？据《立武后诏》所说，当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时，亦即李治“昔在储贰”之际。但我们能够把这一时间说得更确切一些。宋人程大昌所撰之《考古编》卷一○“立武后”条称：“高宗欲易置中宫，顾命大臣合力竭谏，皆不之听，竟废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于世间公议，若略无畏惮者矣。然其立诏曰：‘武氏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闹，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故(笔者案：政字之误)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此记载与《资治通鉴》可互相补充而成相对完整的文字：“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是诏完璧与否，我们已无从知晓，而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考古编》中“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之语。
据《资治通鉴》，唐高宗《立武后诏》颁于永徽六年(655)十月，以此往前推八年，则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十月以前[相隔八年为贞观二十年(646)]。也就是说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则天赏赐给其子李治，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前两年，或许竟在三年之前。
而恰恰在贞观二十年，我们看到了武则天和李治厮混所具备的时间条件。《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称：“(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当贞观二十年之时，唐太宗竟然在寝殿之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这就是《立武后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之注脚。当时，李治虚岁十九，武则天年龄稍长一些，但约略相当②。妙龄男女，同处一地，做些出轨之事，亦在情理之中。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将武氏赏赐于太子李治，则其社会开放程度可为高矣。
相对于唐太宗的豁达大度、唐高宗的开放大胆，褚遂良的态度则显得吞吞吐吐。据其所谏之疏，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礼仪立论，但其中亦当含有提醒太宗在饮食男女方面应该防患于未然之意，而太宗亦竟听从了褚遂良之谏。
但是，李治与武则天的这种暖昧关系的发生，确在此时么？笔者以为，贞观二十年左右之际，只是事件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狐媚偏能惑主”状况的最初发生，大约还要更早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时。于是我们就要导入刘洎之死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了。
关于刘洎之死，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其关键在于对《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下段记载之看法：
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
“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云云。
此段文字据《资治通鉴》所称，乃为《实录》之记载，但古人的着眼点多在褚遂良是否“诬奏”上，司马光以道德人品立论，兀自不信“忠良正直”的褚遂良竟有诬告之勾当。《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考异》称“此事中人所不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云云”。而宋人孙甫、苏轼亦有同样的看法。
现代人的着眼点与司马光辈大有不同，他们往往从政治大局出发来看待褚遂良是否谮杀刘洎的问题。比如吕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谮诬刘洎为事实，而唐太宗杀之自有别故；汪先生提出太宗之所以杀刘洎在于“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而褚遂良则投合了太宗顾忌心理，于是刘洎不得不死；王元军先生发挥了汪先生的观点，针对各家以为许敬宗借修《实录》之机而诬蔑褚遂良的说法，提出贞观十九年的《实录》并非许氏所修，而褚遂良谮杀刘洎应是事实，褚遂良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原因还在于刘洎不利于李治的顺利接班。
司马光等人的观点显然不对，当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时，人们的是非曲直观念并不能仅仅以人品道德标准来衡量，如褚遂良，依《旧唐书》卷六○史臣所言，他非但诬陷了刘洎，而且对吴王恪、宗室李道宗也下了手。以此而论，汪等先生从政治着眼的观点自是棋高一着，褚遂良实在有诬告刘洎之动机与目的。
但笔者以为，政治因素只是根本原因，在太宗诛杀刘洎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还有一些直接原因：征辽失败，使太宗有发泄的对象，这原因不言自明；而另一个原因则千百年来均未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太子李治与太宗后宫嫔妃相厮混，其中便包括才人武氏。李治与后宫厮混这样的宫闱秘事当然不能公之于众，但太宗与褚遂良君臣也只是心照不宣，马周先是证褚遂良之伪、辩刘洎之诬，但一旦风闻刘洎案与世民李治父子争风有关，也只能是缄默不语了。
李治与太宗后宫厮混纯属宫闱秘事，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提出武则天，其他的蛛丝马迹倒还有一些。《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称：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
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雠。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此段所记李淳风议论，纯为赞颂其好生之德，实在形同谶纬，但在迷信的外表下，揭示的却是李治淫乱后宫的事实。观李淳风“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且“已是陛下眷属”，即可略知一二。尤可注意者，为太宗之言，“疑似者尽杀之”，说明太宗当时还不知道具体对象。《旧唐书·刘洎传》云：“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由此我们大约可以知晓刘洎“欲有所奏”的是什么内容，而“宪司不与”纸笔，恐怕也不是他们自作主张。当然，在这个时候，太宗还是不知道具体对象，他的震怒也是必然的了。
实际上，刘洎应该担负有监察李治之责任。《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643)闰六月条称：“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吾儿足疾乃可耳，但疏远贤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当来告我。’正伦屡谏不听，乃以上语告之，太子抗表以闻，上责正伦漏泄。对曰：‘臣以此恐之，冀其迁善耳。’上怒，出正伦为毂州刺史。及承乾败，秋七月辛卯，复左迁正伦为交州都督。”。杜正伦负有监督之责，因其漏言而左贬，此其治罪尚轻。而刘洎当与杜正伦一样，亦负有监察之职任，于是便有太宗所说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之语。刘洎监察不力，出了如许大事，其死亦宜哉。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以下事实，《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月条载道：“丙戌，车驾至定州，丁亥，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迁工部尚书，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黄帝内经素问》卷一云，痈为“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唐人王冰注：“营、逆则血郁，血郁则热聚为脓，故为痈肿也。《正理论》云：‘热之所过，则为痈肿。’”元人滑寿撰《难经本义》卷下称：“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府不和则留结为痈。”看起来，唐太宗真是血气不和，急火攻心，以致留结为痈，而李治吮吸，扶辇步从，乍一看，似乎可以把它当作父子情深之极好事例看待，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李治孝道之表现，但若联系以上所推测，知道李治与后宫有染之事实，我们大约可以说是他做贼心虚之补救措施吧。
太宗在贞观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二十二日)从幽州回到定州，同月壬辰(二十八日)从定州出发往并州，十二月辛丑(七日)患痈，戊申(一十四日)到并州，同月庚申(二十六日)下诏令刘洎自尽。了解了这张时间表，大约更能得出唐太宗患痈、刘洎之死与李治有关的结论。
尚有二事可证成其说，此二事都与刘洎之子为其父翻案有关。《旧唐书》卷八一《乐彦玮传》称：
乐彦玮者，雍州长安人。显庆中为给事中，时故侍中刘洎之子诣阙上言，洎贞观末为褚遂良所谮枉死，称冤请雪。中书侍郎李义府又左右之。高宗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
彦玮独进曰：“刘洎大臣，举措浈合轨度，人主暂有不豫，岂得即拟负国？先朝所责，未是不惬。且国君无过举，若雪洎之罪，岂可谓先帝用刑不当乎？”(上)然其言，遂寝其事。
《资治通鉴》将是事系于显庆元年(656)“是岁”条下。这是刘洎之子第一次为其父翻案，其事当然与褚遂良的倒台有关，但没有成功。其原因依乐彦玮的说法，还是不能推翻贞观中给刘洎定的罪名，亦即褚遂良并未诬告，而太宗的断刑没有不当。但我们假若考虑到此时武则天已成皇后，高宗与武则天两位当事人当然明白刘洎之死的真相。于是，所谓的“上然其言，遂寝其事”也只能看成是高宗、武后有心为刘洎平反，而又碍于群臣反对而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了。
刘洎之子第二次的翻案成功了，但那已是近三十年以后的事。《旧唐书·刘洎传》称：“武则天临朝，其子弘业上言，洎被遂良谮而死。诏令复其官爵。”此事在《新唐书》卷九九《刘洎传》中记作“文明初”，亦即公元684年。刘洎之子的第二次翻案是在“武则天临朝”之后，往事已成云烟，而武则天仍然记着当年刘洎的恩惠。如果说当年的高宗碍着其父太宗的面子没有给刘洎平反的话(尽管他也知道刘洎是替罪羊)，那么，武则天就根本没有必要再有多余的考虑了。
两次上诉，一败一成，不也昭示着刘洎之死与武则天有关吗？从以上种种迹象看来，高宗与武则天于贞观十九年在定州有染大约可以确定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武则天当时在定州吗？假若她不在定州，那么我们的结论就完全变成无稽之谈了。
武则天在定州的确切记载，我们未能找到，但旁证还是有一些。《史记》卷九《吕后本纪》称：“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云云。”《隋书》卷三六《后妃·炀帝萧皇后传》称：“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以此可见，帝王出征、巡游，常携带姬妾，刘邦带着戚姬，杨广携从萧后，就是很好的二例。想来唐太宗也是如此，武则天或许就跟随着太宗出京到了定州。但是，到定州后，高宗留了下来，武则天是跟着太宗走呢，还是留在定州了呢？《册府元龟》卷一八《帝王部·帝德》称：“(太宗)又尝征辽，将发定州，诏以宫女十人从，司徒长孙无忌表请：‘陛下躬自度辽，天下兵符及神玺悉从，宫女减少，将委官人，天下观之，以为陛下轻神器。’帝曰：‘度辽者十余万人，皆离家室，朕将十人，犹惭太多，夫自厚其身，必劳百姓。十人以主玺符，足可不任官人，朕心已在言前，无烦公重请。’”以此而论，太宗征辽，宫女随军，必定也有姬妾。而太宗从定州出发，只带宫女十人，便把武则天这样的一大帮人留在了定州。这一留，从小的方面看，成就了李治与武则天的好事，从大的方面看，或可认为是“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而成为“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的前提。
然而，我们还得解决一个问题，为何太宗戴了绿帽子，不对李治、武则天有所行动呢？假若我们拔高此事之意义，而从社会风气、社会心态以及政治动向三方面加以考察，则可明了个中缘由。
首先，与朱熹所言“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之社会风气有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八月条称：“丁酉，(太宗)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徵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赢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胡注：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女妻子圉，将逃归，谓之曰：‘与子归乎？’赢氏不敢从，圉遂逃归。及晋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纳女五人，怀赢与焉，谓之辰赢。贾季曰：‘辰赢，嬖于二君是也。’)”而太宗亦曾“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以此看来，当时男女关系混乱大约是很平常的事。其实，非但唐朝王室，就是与李氏带有血缘关系而同样有着胡族血统的隋炀帝杨广，其所作所为亦约略相同。当隋文帝卧疾时，太子杨广即对文帝之宣华夫人陈氏无礼，而在文帝崩后，杨广就“丞”于陈氏，而在炀帝嗣位之后，陈氏“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其事就与唐太宗崩，武则天出居感业寺，其后由高宗召回宫中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更为大家耳熟能详。于是，李治与武则天之关系，便也能为李世民所容忍。
其次，与当时的社会心态有关。武则天是太宗才人，才人虽为内命妇之一，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侍妾，侍妾与皇后自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在高宗把武则天从安业(感业)寺迎回宫中之时，我们不见朝廷中有任何的反对意见，而要把她立为皇后时，则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的代表就是褚遂良。《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称：
帝(高宗)曰：“罪莫大于绝嗣，(王)皇后无子，今欲立(武)昭仪，谓何？”(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他过，不可废。”帝不悦。翌日，复言。对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
《新唐书》记载褚遂良所言“请更择贵姓”，他书多作“妙择天下令族”。假若我们把褚遂良谏高宗与魏徵谏太宗的话相比较：一个说“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一个说“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赢自累”，何其相似乃尔。褚遂良也好，魏徵也好，他们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武则天，还是杨氏，她们为侍妾是可以的，为皇后“母仪天下”则不行。当然，太宗接受了魏徵的谏言，而高宗则没有接受。既然如此，太宗对李治、武则天无所行动，后来还把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归根结底，武则天只不过是个侍妾而已。
再次，与当时的政治动态更有紧密的联系。问题还得回到李治的身份及地位上来。李治被立为太子曾经有过戏剧性的一幕，陈寅恪先生对此有过颇为精彩的论述，读者自可参而观之。在李治立为太子之前，宫廷中有太子承乾与其同母弟李泰之斗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642)八月条说：“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最终，承乾被废，但李泰亦未能如愿。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支持下，李治被立为太子。当其时，太宗曾有过关于太子身份地位的论述。《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四月条称：“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司马光为此大加赞叹：“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以此而言，李治为太子是安定朝廷的一着重要棋子，“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也正因为如此，当“太宗又欲立吴王恪，(长孙)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在立储问题上有过几次反复的唐太宗，从心底里有着投鼠之忌，辽东军归，震怒之余，亦只能迁怒于刘洎了。这可以说是刘洎不得不死的又一原因。
论证至此，我们可得出的结论便是：(1)武则天在贞观二十年便由太宗赏赐给了太子李治；(2)李治与武则天恋情的开始时间要更早一些，即在贞观十九年，地点在定州；(3)刘洎的死非但与政治有关，也与武则天与李治的恋情相涉；(4)刘洎之死、武则天进宫、武则天为皇后都是当时社会形态、政治趋势之反映，毫不足怪。归纳刘洎之死与武则天之关系，则李治与太宗嫔妃厮混，刘洎难免监视失责之咎；但李治乱伦之具体对象太宗并未明了，于是武则天成漏网之鱼也是幸运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