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部长找我，说你同伊喜的事我都知道了。伊喜有个未婚妻，你晓得吗？

　　我说这不可能。

　　他说那你回去问问他吧。

　　我说伊喜这是真的吗？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是我老乡告诉你的？

　　我说是一个老头告诉我的，谁知道他是不是你老乡。科学家没有祖国，军人也没有籍贯。你就说这事是不是真的吧？

　　是。又怎么样。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你该告诉我。我强忍住泪水对他说。

　　他说，这是我们家的意思。

　　我说，你这么大了，还听你们家的。

　　他说，你不是也这么大了，还听你们家的。

　　我说，家和家可不一样。

　　他说，父母心疼子女的心可都是一样的。

　　想不到你们家说什么你就是什么！我愤怒地叫起来，真想用一句河南话骂他，可惜我不会。

　　也并不全听俺家的。父母说，要给俺找个有文化的，我说不识字的最好！伊喜漠然地说。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话吗？我几乎哀求他。

　　他用冷漠保存自己的尊严，我看到了一个在电影中常常出现的情景：一根绳索在岩石、火焰或刀斧的戕害下，一股又一股地断裂了……

　　我想起了妈妈的话，那也许真是至理名言。

　　军医大学来招生，田部长力排众议，主张我去读书。大家反对的理由也并非是我不够条件，只是说上级给高原部队一个名额不易，女孩子学成后还能回来吗？回不来，那不是狼抢来的肉叫狗给叼走了吗？

　　田部长说，上学又不是上厕所，分什么男女。上高原的时候女孩子们没二话，咱们送学习就不能搞性别歧视。秦模苏表现好坏大家可以任意评说，我不了解她，没有发言权。若是表现这一关过去了，我同意送她去。

　　领导表态到这个份上，底下便不好再说什么了。因为田部长和蔼可亲，大家敢于畅所欲言，有人说秦模苏和放映员伊喜不错。

　　不错到什么阶段了？田部长很尊重下面的意见，追问。、

　　阶段倒谈不上，只是关系密切。因为事关男女，反映问题的人就很慎重。

　　事情不要捕风捉影。组织上要慎重对待每一个同志。这件事在这里说说就算了，不要再扩大范围。假如是真的，也好吗！刚才不是还有人关心狼呀狗的问题，这回肉烂在锅里了。

　　田部长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只是想让你知道来之不易。以后要好好读书。不喜欢我那小子也行，愿意到河南吃红薯也行，都是你的自由。我既是你的领导又是你的长辈，哪头重哪头轻你自己拿主意。

　　这是一个两头沉的柜子。

　　我匆匆下山。伊喜骑着马到边防站放电影去了。就是他在，也未必会送我。

　　到了大学，我给他去了信，我给许多人都去了信，用的是有军医大学字样的信封，两块钱一沓，好像是一百个，很快就用完了。

　　伊喜没有给我回信，田参谋的来信不断。

　　两头沉的这一边的物件渐渐地移到那一边去了，两头沉变成一头沉。

　　这个过程并不痛苦。家里和田部长不断地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好像在保持神智清醒状态下注射的局部麻醉剂，田参谋又是那样温暖宜人。但悲苦会像牛虹一样毫无先兆地袭来，在狂欢的聚会之后，从五彩的灯光中走入黑暗，我会看见伊喜像树桩一样突兀立在面前，有小鱼一样的眼睛和着星光闪烁……冬天的时候，每一次酷寒都使我想起高原。我不能看到冰，尤其是那种很洁净很纯粹很坚硬的冰……我拒绝去摸冬季室外的水管，那种金属粘手的感觉，会使我想起一只脱落的桶钩……

　　我时时为自己开脱：这是为了河南一家贫苦的农民着想，甚至是为了一位我所不认识的不识字的农村姑娘着想，那个长着小鱼一样眼睛的青年，对他们至关重要。

　　于是我有了一种殉道般的宁静。

　　后来我得知伊喜提了干部，后来转业回到了河南。

　　毕业后，我和田参谋结了婚，调到海军，从此远离了呼啸的高原。又一同双双转业回北京。

　　工作很安逸，孩子也大了。父亲和田部长都已故去，母亲与我们同住，女婿与丈母娘本来就很好相处，这是弗洛依德说的，田参谋又是母亲为我相中的，因之很和睦。

　　太和睦的日子就像太肥沃的土地，容易滋生奇怪的秧苗，我开始写些文章，登在报纸上。主要是我当医生的感悟。电视广告里，除了化妆品和酒类。就是喋喋不休的药品广告，医药已经像大气污染，渗入到我们所有的空间。我想写出独特的医散文。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