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也就是军人的后代。军人虽有祖籍，但他们的后代，与你就是同样的人了。孩子，没有什么比门当户对更是一个家庭幸福的保障，这样你一辈子都不会吃亏！妈妈语觉心长。

　　我特别提出了河南，妈妈特别否定了河南。从此我们无法再谈河南。

　　别以为我的父亲是怎样的达官显贵，他的夫人才如此指点江山。爸爸只是官场中的一颗四等亮星，在全国数不清的所谓高干之中，只算芸芸众生。但越是在半山腰，越有向上登攀的渴望和向下鸟瞰的鄙夷。

　　况且穷人家也有娇女，每一位母亲都为女儿编过一个神话，希望女儿借着婚姻而出人头地。

　　我抽出那封信。

　　模苏您好！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我所熟识的那个模苏。我请您先看一下结尾处的签名。假若不是，很抱歉，请原谅，我们这个国家同名同姓的人太多，笔名也一样，我很喜欢您的文章……

　　我迅速地掠过信纸，像一只受伤的海鸥挣扎着飞到岸边。我看到了一个很潦草的签名：伊喜。

　　伊喜，今晚什么电影？

　　我问他。女孩子们很矜持，部队里男多女少，女兵们同谁讲话，就是一种恩赐了，阴衰阳盛助长了我们的骄横。但对几种人我们是很客气的。一是对首长，当兵的不能得罪当官的，命运在人家手里捏着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对病人，毕竟我们是护士，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第三就是对炊事员。女孩儿们爱吃。伊喜是一个例外，他是放电影的。

　　伊喜挑着水桶往井上走，水桶甩得像一对耳环，不回答。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海拔5000米的高原，我原以为井要像地狱一样深邃，其实只有丈多深便可见水，我断定高原底下是冰川。

　　我最初认识伊喜是在井上。

　　井上有一根扁担和一只水桶。

　　病人用的水都要护士去挑。病房到水井并不远，不过三百米。但在高原，一切距离都要乘以5，一切用气力的活都要除以3。缺氧像唧筒吸走人们的能量，膝盖骨以下好像是泡沫塑的，看起来直顶顶，一脚踩下去就松软了。挑着水桶在高原行走，像挑着两桶钢铁。女孩儿们都怕挑水，尤其是每月里倒霉的那几天。

　　病房里有几只汽油桶，充作水缸。一公斤重的罐头空盒充作水舀子。病人们洗漱、洗澡、洗衣，都从这里取水。汽油桶干了，他们就用牙缸敲汽油桶坚实的壳，发出类似非洲战鼓的声响，大声嚷，护士，没水啦！

　　要是让领导听到这呼唤，是护士的耻辱。

　　我们便自制了一个手推水车，用架子车的骨架，驮一个横卧的汽油桶，上面开一个扁窗，水倒进去，再丢一块木板压住，水就不会漾出来了。推一车抵上挑五、六趟呢！

　　那时候的兵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完全不懂得如今风靡世界的女士优先。也许他们认为女人天生就该为男人挑水，穿了军装的女人也该挑水。也许他们自认为是从一线哨卡下来的功臣，又生着病，理应享受女人们的照顾。

　　总之，因为有女人，他们便格外费水，把自己洗涤得异乎寻常干净。

　　秦护士，没水啦！病人们小声跟我说，这已经是很留面子啦！

　　那是一个风雪弥漫的傍晚，高原的寒流把一万支冰冷的横笛一齐吹响，凄厉之声将耳膜刺得千疮百孔。无数团雪雾旋转着复杂的舞蹈，一柱柱白色的烟尘脚不沾地的在路面逶迤，仿佛千年的妖魔正处在孕育成形的最后一分钟。

　　我拉起沉重的水车。没有人会帮助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荆棘编织的花冠，每个人都戴在头上，以为荣耀。

　　井沿绕着厚厚的冰，像一只青白色玉石镯子。我把水车停在冰凌外面，扒了一小块石头垫住车轮。用井边的扁担勾住水桶，荡进井里。水桶盛了半桶雪花，像云朵似地飘浮在水面，不肯下沉。水井呵出袅袅的白气，将雪花融成一粒粒冰鳞，水桶才不情愿地埋下身去……我拎上水，毛皮鞋像熊掌似地一寸寸在冰上挪，直到蹭过冰坡，重新踏上粗糙而充满蜂窝样雪絮的土地时，才算把一直屏住的气猛地呼出。然后紧张地再吸一口气，咬紧右边的牙齿，用右手把水举到汽油桶的豁口处，把昆仑山万古不化的寒冰所融之水倾进水车……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手套已被井水浸湿，我索性赤着手干。木扁担有隐隐的裂纹，当你使劲的时候，会像潜伏的螃蟹突然张开蟹爪，噬咬你指尖的嫩肉。要小心地躲避铁扁担钩，它会像烧红的烙铁，悄无声息地粘走你手心的一块皮。金属在极冷和极热的时候很相像。都会使你痛人肺腑，伤处又不见一滴血。 (责任编辑：鑫报)